蔡定剑：领导人深圳讲话是中国发展方向标示

　　苏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确实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近来有这样一种说法，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反过来证明了政治上的成功，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蔡定剑：我个人不赞成这种说法，我认为，经济的发展当然需要有政治体制方面的一些铺垫和基础，包括法制的基础。崛起有各种方式，比如有的是靠殖民掠夺，有的是靠海上贸易，有的是靠科技发明，有的是靠高度专制集权垄断，不同的模式都可以使经济发展起来。

　　香港没有什么资源，就靠法治和一个有效的政府，人家就来投资，这就是软实力。新加坡也是这样。西方国家持续的高度发展是靠民主制度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资本最大的寻求是它的安全性，如果没有投资的安全性，资本有再大的力量它也是不会过去的。我们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发展经济？这种经济发展有没有可持续性？然后我们再来说我们这是不是一种模式。经济的发展只是一个方面，如果政治体制改革能够推进，把法治政府做好，规范化，创造一个稳定的长期发展的民主制度，能够有效的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在这样的制度下面，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有长期可持续性。所以，我不是特别赞成用经济的成就来证明政治制度的成功，这是没有科学根据，也没有历史根据的。

　　现在你可以说中国是经济大国，但是你不要轻易地说中国模式，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我们还有待继续观察。我们也不要完全针对西方搞民族主义的情绪，认为中国一发展就会怎么样。经济的成功个人可以看到，有些人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有知识、有现代文明素养的人。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应该全面提高我们的政治、社会、文化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水平，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成功了。

　　苏博：与三十年前相比，目前政治体制改革最大的障碍在哪里？

　　蔡定剑：改革之所以困难，就是因为经济发展到现在，社会分化了，人们的权利意识增加了，人们的各种见解不同了，并且形成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今天的问题是改革要不要进一步，这就碰到了新的障碍。原来改革的要求是让人们富裕起来，只要朝着富裕这个方向就是好的。但现在贫富差距太大了，人民要求的是公平，要求缩小贫富差距，所以改革困难很大。同样，改革过程中，政府的权力在膨胀，政府的支配能力比三十年前强多了，深化改革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限制、规范政府的权力，政府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预算这一块，我们过去没有什么约束，我们原来的财政预算是不公开的，政府把钱分了，公务员的福利待遇好了。现在改革，预算要公开，人民要参与，要人民代表大会来决议，这样“三公消费”就要公开，这直接涉及到官员的利益，他们出国、吃饭、用车就受到限制了。现在的改革要重新分配权力和利益，包括权力的重新规范，这个阻力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