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发展纲要：把学校办成学校 让人才人尽其才

　　最近几个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连续通过两份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教育纲要》）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人才纲要》）。像这样具有长期战略意义却又主题相似的文件能集中发布，透露出的信息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仅说明发展目标是人，也说明发展之本在人——未来的科学发展靠人才。但“钱学森之问”说明：现在的中国，不缺的是人，缺的是人才。显然，作为人才培养主要基地和人才使用重要基地的学校是问题的集中点。目前学校的问题很多：中小学承担的义务教育不均衡，职业学校承担的职业教育与经济建设关系不密切，高等学校承担的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难以“高等”……这其中反映的共性问题就是：学校不像学校。

　　这个“不像”主要指的是办学上不像：学校在办学的核心环节如教学计划和招生计划安排上缺乏自主权，教学管理行政化。理论上，学生是学校的中心，教师是学校的主角，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学校管理者是为师生教学服务的。而现行的学校管理体制事实上变成了以行政为中心、以衙门化管理为主要方式，以致学校不像学校，人才自然难尽其才。这方面的“不像”在高校尤其突出。目前社会议论的焦点是“高校去行政化”，就是要减少、去除行政因素对学术的影响，使高校从衙门制中解脱出来，焕发自主创新的活力。关于这一点，此前的《教育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中明文“探索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而《教育纲要》已变为“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这种修改既兼顾了大局，又反映了决心：学校的体制改革从属于国家正在总体推进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学校的改革不随大流是不行的；而后面拿掉“逐步”两个字，则显示出决策层对于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坚决态度。这种修改，看似随意，其实既反映了民意又体现了政治智慧：中国的改革，只有合理性是推不动的，只有兼顾各利益相关者才可能找到具有可行性的改革路径。学校办学行政化，实质上是全社会官本位意识和相关体制改革滞后的产物。政府对大学的行政管理日益强化，大学在得到国家通过行政渠道给予的越来越大的支持的同时，不仅逐步丧失了办学的主体地位，还将自身逐步变成了行政管理模式。不解决这个问题，学校不可能回归以教学为中心，不可能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不可能创造杰出人才出现的体制条件。应该认识到，学校这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是整个人才队伍建设的共性问题。《人才纲要》中也称，“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如果整个社会管理、资源分配仍然以行政机构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为核心，学校尤其是高校单独改革是不可能获得支持特别是内部支持的。今年“两会”上有的大学校长就说，出版社有级别、科研机构有级别、医院有级别，为什么单单大学校长不能有级别，这不公平。而且在当前“官本位”的社会背景下，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的地位，影响大学的作为。现在，《教育纲要》用理智的方式这样提，反映了国情。而且，这样提，还解决了高校行政化管理弊端另一个重要却少为社会议论的重要方面：我们对高校的行政化管理，既有管得过多的方面，也有放权过多、约束不足的方面。前些年，高校在扩张中大肆贷款、大搞产业化，学校在很多方面变得像企业且是不遵守经济规律的企业，以致高校债务危机频现、校长腐败频现。对高校乃至对所有学校的去行政化，也要包括对其主要业务的约束，使其把主要精力放在公益性的教学上。这一点，有了《教育纲要》中两个明文规定支持就更有操作性了：“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和“完善捐赠教育激励机制，落实个人教育公益性捐赠支出在所得税税前扣除规定”。

　　这些规定应该说针对时弊且有操作性，以后如何见实效，就看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推进程度和教育系统的相关试点的力度了。但还必须认识到，从人尽其才的角度看，相对于对高校如何“去行政化管理“，改变对人才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对学校办得更像学校其实关系更大。

　　科学发展以人为本，人才发展以用为本。所谓“用”，就是要重点围绕用好用活人才，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实现人才自身的价值，提高人才效能。但目前学校对人才也是行政化管理模式，级别制和教学科研资源行政分配制等使官员体系中的论资排辈、封闭循环、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在学校尤其是高校中尽显，教师难以成为教学的主角，以致千人一脑，千校一面。这种不像学校的学校，自然不能培养人才甚至不能让既有人才人尽其才。《人才纲要》中提出要完善人才工作管理体制，健全人才培养开发、评价发现、选拔任用、流动配置、激励保障等各项工作机制，努力使人才各得其所、各展所长。这些内容也在《教育纲要》中得到了不同角度的体现。这也说明，把学校办得像学校，需要大的体制环境的统筹改革。如果人事制度上能充分反映专业技术人员与行政人员的不同要求，同时又能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搭起专业技术人员与行政人员之间的立交桥，大家就不会争相“官本位”，学校里的人才就会在乐于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人尽其才。

　　总体说来，《教育纲要》和《人才纲要》共同描绘了对学校管理的愿景：政府要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和直接干预，更多运用法规、政策、标准、公共财政等手段引导和支持教育发展;保障高校依法自主开展教学、科研活动，推进学校民主管理；扩大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在办学模式、育人方式等方面的自主权；确立学校法人化路径、组织和程序保障；学校内部依据专业社团内部章程或条例，实行民主管理；学校负责人民主选举产生，并在履行职权时接受民主监督；教师依靠教学科研也可以在学校资源分配上有主导权，可以在“学”、“仕”之间来来往往。这样，学校才可能真正像学校，才不会形成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学校和最多的人口、却培养不出最多的人才这种“问题”局面。

　　中国的教育改革有一个套路：起草和颁布一份改革文件，随即召开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凝聚共识、推动教育改革发展。回顾先前三次这样的“套路”，真正从规划纲要的纸面落到实处的不多，但这些不多的落实却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现在这两份纲要的联袂出台，是否能形成更强大的落实合力，我们可以静观“学校”和“人才”。（苏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