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忆新疆支边生活 条件艰苦晚间偷菜(图)

很长一个时期，马灯是离不开的伙伴

食堂的菜票

工地上的午饭

　　采访旁白：

　　饥馑的日子延续到“文革”，文斗加武斗，生产瘫痪，更不得不勒紧裤腰带闹革命了。

　　杨清良：每人二两油是一个月，还不能保证供应，因为上面只给你下定量指标，但师部它并不给你发油，要靠你自己种的棉花，把棉花籽提出来，榨成油，你自己才有油吃，要不然没有。

　　棉花籽油如果提炼得好，经过最后的处理，那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吃的这个是最原始的棉花油，把棉籽炒了，榨出油，黑乎乎的就给我们吃了，炒菜都冒很大的烟。当然总比没油好，也算是不错了。

　　何百成：记忆最深的，1970年的时候，我们团连续三个月，一两油一滴油都没有给你分配。

　　王祖炯：那时候连续四五年，每年365天没见到过油花花，我们这个34团自然条件太差，太穷了，没有油，都是白水，盐水煮菜，煮萝卜。

　　何百成：饿得不行了，我们就想着去偷，没有口袋怎么办，把发给我们的床单对折起来，两边一缝，不就成了个大口袋吗？然后找一个小个子的，让他背上大口袋，把绳子在腰上一绑，晚上从天窗放到菜窖下面去，等他把甜菜、萝卜、白菜全装满以后，再拉上来。

　　菜窖大得很，全连一个冬天储藏的菜全在里头。拿回来以后，藏到通铺底下。把口袋拆开，抖抖土，一摊又是床单了，睡觉。把通铺底下的吃完了再去偷。

　　毛国胜：生活是绝对艰苦，有人又开始逃跑，受不了，感到绝望了。

　　欧阳琏：一有人跑了，听到消息，带枪的人在路上一卡，无处可逃。

　　王祖炯：有的人是往沙漠跑，他以为可以从那儿穿过去。结果等派人去抓到的时候，已经变成一具木乃伊了。

　　采访旁白：

　　按照部队化的管理，到兵团的头三年没有探亲假。对于日思夜盼着故乡的上海青年来说，过新年又能盼来什么呢？

　　王祖炯：一年到头有没有吃饱的时候呢？我说一个故事，有的。每年的春节，也就是说年三十除夕夜，实际是半下午的时候，给大家会餐。到现在我都没搞明白，平时什么也没有的吃，这一天怎么会那么丰富。各个班把脸盆拿去，都像饿狼一样围成圈，一个班十几个人围一圈。

　　规定了，只能吃，不能带走，还有炊事班的人，围着站岗的，不让拿走。就在露天操场上，我们一大群人蹲在那儿，然后上的第一个盆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大片的肉，肥肥的肉，来了以后，大家一看就动筷子，多长时间没见过肉了，吃！我当初也是出了一个主意，先别吃，后面还有好多菜呢，吃一块肥肉不就腻住了嘛，吃不动了嘛。那就不吃，大家都不吃，就守着。

　　伙房里头，本来可能这个想法也是，你要是腻住了，后面的菜可以少上点。结果一看大家都不动，就定在那儿，僵持在那儿。最后僵持不过了，天又冷，新疆的年三十，刚好是三九天，天寒地冻，大家蹲在那儿，不理他。

　　这时候没办法了，后面的菜就上来了，一盆一盆地上，上来一盆大家风卷残云啊，开始蹲着，最后蹲不住了，就跪着，最后就是半蹲半跪半站，七八盆菜都吃完了，塞得肚子满满的，就剩那一盆肥肉还没动。不让带走怎么办，最后都下筷子，一人夹一大块肥肉叼在嘴里，带走了。

　　大腿两边都磨破了，女孩子就是哭呀

　　安康：我们是供给制，部队编制，头三年每月津贴是三、五、八。一个月发三块钱津贴，三块钱干什么，买牙刷、牙膏、毛巾、肥皂，买点信纸、信封、邮票，没了。衣服，一年一套，两年一套，不够，翻毛皮鞋两年一双。

　　杨清良：和原始共产主义差不多。为什么讲像原始社会？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高低差别，你三块津贴，我也三块，到第二年你五块，我也五块。第三年都是八块，没有人多拿一分，很平等，很原始的。所以大家也没什么怨言，没有心理不平衡。

　　采访旁白：

　　要说起来，那时候有多少有高低之分的，就是虽然都很努力，但是干的活会有多有少。收麦子不可能每个人都收得一样多，担土不可能都担得一样重，毕竟饭量也不可能都一样大的。

　　姜步宏（1966年进疆，农二师21团）：一个月休息三天，逢十、二十、三十休息，这个休息的一天还有半天做贡献。当时兵团党委提出来目标，叫“个十百千万”：要求每个人每年利用休息时间，开荒一亩地，上交十块钱，业余打粮一百斤，打草一千斤，制肥一万斤。

　　余加安：那个时候没有灯，都是点的小油灯，拿个油瓶，拿个墨水瓶或小药瓶，上面弄个牙膏头，弄根线，下面放点煤油，像鬼火一样。晚上营房周围漆黑，一间屋里好多个小油灯在闪着。

　　鱼珊玲（女，1963年进疆，农一师14团）：到收工都好晚了，回到连队里，吃了饭就是晚上了，没有灯，我们那个连队一直到1978年通电，才有灯。以前全是点着那么小的煤油灯，天一黑一人拿墨水瓶打一点油，点个小油灯。

　　何百成：最早的时候我们用马灯，是木头壳子做的，一面是木头，三面是玻璃，中间钉两个小钉子卡住油灯。提着那个灯，上面有个出烟口，手上全给冒出来的烟熏黑了。

　　鱼珊玲：副业不发展，交通不方便，副食品和消费品的供应都非常紧缺，团场东西相距20公里，一共才两个小商店，都只有一间门面。实在是必需品太缺乏了，那一年我买棉鞋，它货架上只有两只，但都是一只脚的。

　　程均友：生活环境差，风沙大，嘴干，水是咸的。

　　朱静华（女，1963年进疆，农一师14团）：到连队第一天第一顿饭的印象终生难忘。外面喊开饭了，开饭了，我们就出去了，那边地上摆着盆，刚要吃的时候，一阵风沙刮过来，上面全是沙子，馒头上也是沙子，我们看全是沙子，说这个怎么吃呀，好多女孩子当时就哭了。

　　再看看这外面的地，我们当时穿的都是圆口的方口的布鞋，那沙土已经淹到裤脚了，一踩下去，鞋里面全灌的是沙子。这怎么生活呢？好多人又哭得不行。

　　杨清良：其实正因为风沙大，住地窝子有地窝子的好处，它避风、保温。当然它是最简陋的房子，就是往地下挖两米，上面再搭高一米，把我们自己砍的胡杨做梁和柱，把我们打的茅草、芦苇铺在上面，然后把泥土敷在上面，放个木框就是个天窗，因为不下雨，也不需要塑料纸什么的糊窗，就是留一个洞。

　　采访旁白：

　　对女青年来说，在大田里劳动的时候可以和男青年一样承受饥饿、承受劳累，但是女性所遇到的特殊困难更加难以克服，连必需的卫生用品也没有。

　　朱静华：当时手纸根本没有。我们的手纸就是那么大张的，就是现在讲的白报纸，那么一大张，买回来自己把它剪开，叠起来，我们都是藏着硬硬的这种手纸。

　　大概是到准许有人探亲以后，我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上海带卫生纸来，比如谁探亲了，大家就请她帮着带上一点。有时候还让家里寄，因为一个人探家也带不了多少，就按印刷品寄过来。我外婆经常给我寄。

　　在新疆以前用的都是布条条，里面装的草木灰，就这样用的，缝这么长的一个长条条，两边搞个带子，如果是灰满了，把灰抖掉，就是这样的。灰不是吸水嘛，就这样用。所以每次干活的时候，大腿两边都是磨破的，破得走路都不能走，有的时候我们女孩子就是哭呀。

　　那时候在大田在工地没厕所的，就是到旁边的荒草堆里面，因为草长得高，外面看不见，在草堆里面踢一踢，就这样解手。

　　在戈壁滩，有一种小小的虫，叫它“草鼻子”，它钻到皮肤下面以后，就会生出无数的小虫，把血都吸掉。我们团场有个女孩，在草丛里解手，这个“草鼻子”就爬到她的下身里，她也不知道，疼呀疼呀，疼到后面检查里面都是血，最后就死掉了。

　　安康：不光是物质的，精神生活也很贫乏。电影一般是一个月能看上一次就不得了，一有电影的话，整个连队就沸腾了。

　　鱼珊玲：我们在连队一年只能看到几次电影，报纸杂志也看不到。

　　余加安：连队里头说今天演出队要来了，那是过年了，一件大事情。放电影也好，演出队来也好，平常是看着太阳落山才下班，这天不管怎么样会提前一些，下午呢，大家收工回家洗洗。演出前一两个小时，凳子都放好了，大大小小的凳子都放好了，孩子们喊演出队来啦，演出队来啦，或者喊电影来啦，电影来啦，一直喊，小孩子的这些喊声，会一直到正式演出开始。

　　何百成：竖了两根杆子，然后拉上一块银幕，就在露天，被风吹得鼓来鼓去，用16毫米的小机子，给我们放一场电影。

　　余加安：连队一个月能够来上一次电影。在这个连队放过以后，再转到其他连队去放，那这个连队的人会跟着电影机走，再去看第二遍，看第三遍。

　　那时候看《卖花姑娘》，最远的连队的人，从50里外提前奔过来。冬天，晚上到零下二三十度了，露天的，那冷啊。连队看个电影真不容易，而且那时候的片子又苦，看得鼻涕眼泪都结冰。

　　卫生队里头住的病号出来看到一半不行了，急救，弄回去急救。病号打着点滴的嘛，瓶子拿在手里头来看的，看到半夜不行了，冻得那家伙差点死掉，马上急救，送回去。卫生队还好，离电影场不算远。

　　毛国胜：年轻人，尽管白天干活很苦很累，但是黄昏一下班，也没有洗澡的，就弄点凉水冲一冲，洗洗，把自己干净衣服一换，院子里热闹得就像大世界一样了。唱歌的，跳舞的，拉胡琴的，拉手提琴的，吹笛子的都有，反正把这个日子想办法过得高兴起来。

　　沈黎明（1966年进疆，柴窝铺林场）：我这个乐器是16岁到新疆来了以后学的。那时候我们的文化生活相当朴素，没有电影，没有电视，我们就自己丰富一下业余生活。因为笛子价格便宜，才一块钱，所以我就学着吹。

　　程均友：给他们组织娱乐活动，不能让他们闹情绪，不能让他们悲观，这个要根据年轻人的特点，把连队活跃起来。开营火晚会，我年龄大一点，三十多岁，他们都是十七八，我为了逗他们，把老羊皮袄翻着穿，毛朝外，找个破毡帽戴上，也跑到他们那里面跳，惹得大家哄哄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