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忆新疆支边生活 条件艰苦晚间偷菜(图)

排练文艺节目

演节目的大礼堂

　　哎，帮我老婆带一个那东西来

　　何立云（农一师14团老职工子弟）：像上海女青年穿短裤，我们那边的人就捂着鼻子，看都不敢看，有的还臭骂她们。有个姑娘长得蛮漂亮，现在她在上海，人家骂，老太婆骂得很难听，所以她再也不穿了。

　　余加安：没人敢穿。

　　李小女（女，1963年进疆，农二师34团）：那时候有一个女的，她家庭条件很好，是资产阶级，她的好衣服叠了好多好多，放在纸盒子里，放在铺底下，不能穿出来。最后老鼠从下面打洞，从那个箱子衣服中间打洞打到上面，结果她的衣服打开来，都是六个洞，每件衣服都六个洞，干脆没法穿了。

　　余加安：说起来，我们带去了很多东西，尤其女同志带去了穿着风气的改变，对那里很有影响。到后边有的确良了，的确良衬衣。那么的确良衬衣就好看了，有小花，还有一个呢，不像以前布的，的确良比较合身。但是，老职工看不惯，尤其天热，说是贴肉。

　　李小女：我第一次穿的确良，是我父亲给寄来一件米色的衬衫，淡一点的米色的确良衬衫。我在团部，是给领导服务的公务员，早上起来我穿着，到了参谋长房子里。参谋长问，姑娘，你穿的是什么？我说这是的确良，新出来的。他说，脱掉，脱掉，回去脱掉，不要穿，难看死了。领导不叫穿，我虽然很喜欢，但是就没穿了。其实那时上海街上都兴的确良了。

　　毛国胜：有的老职工呢，看不惯上海女青年的衣着打扮。女孩子穿裙子，穿短裤，穿个汗衫就出来了，老职工感到简直不可思议，觉得上海人有点像二流子。但是老职工的子女羡慕上海人，跟着上海人学，学上海话，学穿着打扮。

　　余加安：这真是不应该成为笑话的笑话，为什么呢？上海青年慢慢地把的确良穿起来了，这个东西呢，天热，比较透，那么上海的丫头呢，都戴胸罩，一戴胸罩，很明显。那时候老职工没有这些，老职工就说，啥东西嘛。有的骂上海这些丫头，骂得一文不值。

　　但是以后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听说你要探家了，又悄悄找你说，哎，你回去吧，帮我老婆带一个那东西来。带什么？的确良衬衣，还有那个东西（胸罩）呀。挺好的，让我老婆也穿。骂是要骂，带还是要带的。

　　何立云：原来我们那个地方小伙子和姑娘都很土的，不讲卫生，不注意洗脚洗脸，裤子衣服的话，可以说一两个月不洗，水也少，就是这样。他们上海人来了之后，对我们的促进，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搞得干干净净的，出去很好看，好看难看大家都看得出来，都跟着学。像我们这些人都跟着上海青年学，人的精神面貌好多了。

　　刚学会用纸擦屁股，你们就用纸擦嘴了

　　采访旁白：

　　生产建设兵团的这块土地，重新塑造着上海青年；另一方面，被兵团塑造多年的上海青年，也一直在用他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影响着兵团。

　　王祖炯：后来若干年以后，人们说笑话，说上海知青给我们塔里木带来了文明。也就是近些年，我听别人在说笑话，说你们“上海鸭子”来的时候，我们擦屁股不用纸的，你们擦屁股用纸，后来我们擦屁股也用纸了；我们刚学会了擦屁股用纸，你们就用纸擦嘴了。

　　采访旁白：

　　“上海鸭子”，几乎是一种昵称。一开始是老职工形容上海人能说，后来逐渐演变为对上海青年的夸赞，意思是“上海鸭子呱呱叫”，就是好。

　　何百成：上海流行什么服装，上半年流行的，下半年在我们南疆阿拉尔就流行了。后来有那么多候鸟，来回于上海与新疆之间，你说这东西不是快得很吗？

　　祝匡依（1964年进疆，农八师）：农场的孩子没见过火车，更不要说亲身坐一坐火车了。很多老职工一辈子就在农场，到许多年后他们的愿望就是从农场坐一次火车，到乌鲁木齐看一看。在六十年代，那时的孩子真是这样，没见过那些城里的东西，甚至没听说过。

　　何立云：上海青年讽刺我们这些老职工家庭的孩子，说我们要是去上海的话，看到高楼大厦都会把帽子看掉了，傻得把帽子看掉了，开我们的玩笑，出我们外地人的洋相。我们也相信，人家那里大马路、水泥马路齐全，楼房那么高，上海的人我们也看到了，都清清爽爽，干干净净。那里别说汽车，还有火车、轮船，经济又发达，商店又繁华，你说这个东西，再笨的人，我们好坏都分得清。

　　程均友：那时候光知道上海的东西好。在我想象中那就是工业化大城市，你像衣服，上海的好；收音机，上海的好，以前我们没有收音机。

　　何百成：1966年，咱们农一师的职工总数是十万七千多人，而上海青年四万六千人，占总数的43%，你说有这么大一股力量，能不把师部所在的阿克苏变成“小上海”吗？

　　毛国胜：七八十年代，你到阿克苏去，不管河南人也好，甘肃人也好，都讲上海话，他们的孩子都讲上海话，你都听不出他们原来的老家是哪里。团场一到星期天，那集市就像小上海一样，好像满街都是上海人，满街全讲上海话，当地年轻人喜欢学上海话。所以在衣食住行上面，对新疆当地的影响非常大。

　　采访旁白：

　　他们从上海带来的各种家具或者家具样式，都成了稀罕物，大家都跑来看，照样子画尺寸，量好，回去学着做。后来一个阶段全团就像是木工加工厂，家家户户门口都在打家具。这样一来，搞得本来艰苦朴素的兵团很有点生活气氛了。

　　何立云：我们那个地方是原始森林，林子里树棍子多，原来都是砍树棍子，回去在屋里栽四个桩子，把树棍子排上，上面铺上草，这就是床，我们大部分都是这样。后来上海人开始用家具了，自己做，我就跟他们学，床我也会做，都是跟他们学的。那当然还是床睡着更好。

　　何百成：包括在本地出现的沙发，刚开始也是上海青年自己做的，没有弹簧怎么办，用汽车废轮胎，那个黑的内胎，不是有弹性吗，把它截成这么宽的一条条，做个框子，两边一钉，上面用棉花一垫，布一蒙，坐上去软乎乎的，沙发做成了。老职工一看，你们上海知青咋这么聪明，这玩意儿都能做出来，沙发就这么慢慢地兴起来了。

　　何立云：开始是个人自己做，后来影响得公家也做了。我们团里专门成立这样一个队，叫副业队，副业队专门有木工，把会这个工那个工的集合起来，也开始给公家做家具了，做多了还往外送出去卖。

　　采访旁白：

　　那些年，身处在那遥远的地方，在上海青年的感觉中，边疆和内地，特别是与梦中的上海相比，差距好像还在拉大；外面在变化着，而他们似乎总在原地，相比之下就像是在倒退的。

　　那些年，他们的日子都在盼着过，盼什么时候吃的能不再紧缺，盼家里能添一件好东西。在团场，谁要是骑辆自行车，就会在土路上到处转转；谁要是戴块手表，就总爱在人前把袖子撸撸；谁要是穿了双皮鞋，就会在你的面前跺跺两脚……他们的支边生活就是这样在继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