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遗书”事件再次呼唤现代维权伦理

　　最近，茂名市一位公务员在网上发表一篇名为《一个公务员的遗书》的帖子，该公务员在遗书中表示如果自己及家人的正常权利得不到维护，自己将绝食而死。这篇帖子立即引起热议，并引来不少媒体的调查兴趣。事实上，这一事件去年已经引起茂名方面关注，高州也已经作出调查并处理，但是这位公务员对处理结果并不满意，因此选择以“遗书”这样的方式吸引公众和媒体注意，继续维权之路。

　　这位公务员的维权之路是典型的“非制度化维权”，或者说是一种“极端维权”。这些年，极端维权的新闻常常见诸报端，以至于本应是小概率事件的极端维权似乎成了常态。极端维权方式几乎涵盖各个领域，其中拆迁、征地等问题尤其严重。极端维权最初往往是一种试图引起社会关注的抗议和示威，如同茂名这位公务员一样，他以“遗书”形式发表主要是为了引起社会的注意，但如果即使引起社会注意仍然无法解决问题，事件就会演变为悲剧，失去生存权利的人可能会以死亡这样暴烈的手段进行更极端的反抗。这几天，同样又有一个极端事件在网上引起极大反响，江苏阜宁县一位农村老人因所承包的鱼塘被挖，因而在挖掘机上自缢身亡。

　　当然，另一方面，很多极端维权行为最终成功。最近的湖北郭元荣事件就是典型案例。郭元荣因为举报领导“被精神病”关了14年，有网友在网络上发表万字长帖，但是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之后一个署名为郭元荣女儿的帖子在网上出现，帖子声称：“谁救出我爸，我做你的女人。如果你有爱人，我做你的奴隶。”此帖立即引起网友大量关注，最终郭元荣顺利被救，但这个“卖身救父”的女儿被证实纯属虚构。这个极端维权成功的案例颇有戏剧性，恰恰体现出现实的荒诞。正因为有这样的成功案例，恰恰鼓励民众采取更多的极端维权方式。实际上，极端上访为什么屡屡出现，就是因为成功率较高。这就是为什么以“上访”为代表的古代极端维权方式至今仍然大行其道，“秦香莲—包青天”模式并未有实质改变。如果说极端维权只是个案还属正常，问题的严重之处就在于“极端维权”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维权思维，当极端维权从个人发展为群体就会演变成大规模群体事件，包括近几年我们常看到的集体上访、政府强拆引起的冲突。

　　固然，我们说目前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各种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但极端维权事件屡屡出现并且从个案演变为群体性似乎不能简单归咎于此。为什么民众没有更为顺畅的制度化维权途径？难道仅仅是因为某些群体的文化素质低、法制观念差？以茂名市这位公务员来说，他毕业于外交学院这样的高等学府，并且本人是公务员，为什么他还会选择这种极端维权方式？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缺乏简单有效的维权制度，并且就算有这样的制度，我们还缺少保障制度实施的环境。这起“公务员遗书”事件再次呼唤现代维权伦理，这个维权伦理首先是一种政治伦理，其次是一种法治伦理。前者要求我们首先要有现代政治思维，应该视民众维权为正常社会政治生活，而不应以此为讳，处处堵塞民众维权的途径，长期堵塞一定会导致民众走向极端；而后者要求我们将法治作为现代维权的主要着力点，人们选择极端维权并不是因为无法可依，而是因为有法也没用，法治秩序尚未完善。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