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制日报
本报记者姚芃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作为2011年中央1号文件已经公布，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央指导农业农村工作的第八个中央1号文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出台的第一个水利综合性政策文件。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三农和水利改革发展情况发布会上，水利部陈雷部长等官员对“2011·1号文件”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充满信心。
“国家安全”战略新定位影响深远
陈雷在介绍中央1号文件出台背景和主要内容时谈到，党和国家始终把兴修水利作为治国安邦的大事来抓，水利改革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水利投入强度明显不够，建设进度明显滞后，水利保障水平明显偏低，加快水利建设刻不容缓。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一号文件鲜明地指出“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第一次在党的重要文件中鲜明提出水利“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第一次提出“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不仅事关农业农村发展，而且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
陈雷说，这是中央对我国基本国情和水情的准确把握，是对水利发展阶段特征的科学判断，是我们党对水利工作认识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对统一全党思想、形成全民共识、凝聚全社会力量、加快水利改革发展，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三条红线”将成考核政府主要领导刚性手段
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把水利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把农田水利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把严格水资源管理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举措，注重科学治水、依法治水。
陈雷介绍说，一号文件明确了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提出建立四大体系，完成五大任务，重点加强五大建设，力争通过5到10年的努力，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到2020年，基本建成防洪抗旱减灾体系、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水资源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体系、有利于水利科学发展的制度体系。
为实现上述目标，文件划定“三条红线”，一是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二是确立用水效率控制红线，三是确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一号文件还明确，县级以上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水资源管理和保护工作负总责。
另据了解，水利部正在加快水资源监控体系建设，抓紧建立与用水总量控制、水功能区管理和水源地保护要求相适应的监控设施和管理平台，促进水资源管理信息化和现代化。不断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包括用水总量控制制度，用水效率控制制度，水功能区限制纳污制度。
陈雷表示，2011年水利部将在重点流域和区域率先划定三条红线，在用水总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江河湖泊水功能区达标率方面提出量化指标。
有关部门正细化实化实施方案
1号文件明确提出需要突出加强的水利薄弱环节有五个方面：一是农田水利建设，二是中小河流治理和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三是解决西南等地区的工程性缺水问题，四是防汛抗旱应急能力建设，五是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水利部副部长矫勇介绍了水利部门的主要措施，包括全面做好规划工作，加大投入，建立新的投入机制，加强政策指导、技术帮扶等等，使这五个领域薄弱环节建设能够按照规划有序地开展。据矫勇介绍，这五个领域的规划已经基本完善，包括大型灌区和中小灌区规划、中小河流治理和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西南地区重要水源建设规划。
对于水利建设中普遍关注的投入问题，陈雷表示，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是一件大事，关系到水利能否更好更快地发展。对于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抓好几件事，一是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性资金投入。二是各级政府建立水利建设资金的投融资平台。要通过一些贴息、扶持、补助措施，充分利用好市场机制，用好各种信贷资金(包括小额贷款)，调动农民群众投资兴修水利的积极性。三是对一些城市供水、水电等有一定的水费电费收入的项目，可以用市场机制，比如搞股份合作制或者BOT等方式兴建。四是在当前冬春农田水利建设中，用好现有的一事一议、奖补结合、先干后补的政策，尽可能调动群众投资投劳兴修水利工程的积极性。五是有计划地利用一些外资，比如像现在进一步治理淮河的新一轮的“新三项”工程里，低洼地的治理，就是利用世行贷款进行建设的。六是用好其他优惠政策，比如农机具补贴等。
陈雷特别提出，土地出让收益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这是一号文件含金量最大的一项政策。据初步测算，如果这10%能够落实，按上一年土地出让收益的总额，可以落实600-800亿的资金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细化、实化有关的实施方案，同时各有关省(区、市)也在制定有关的实施方案和细则。
对有记者提到的东部和西部土地出让收益的差距问题，陈雷说，东部土地价值比较高，土地出让收益比较多，但是用于水利方面的比较少。西部水利欠账比较多，但是土地收益又比较少，目前在研究统筹的问题，在探索能不能在中央的层面出台一个政策，统筹用好这一资金。
本报北京1月30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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