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出贫困：“老龄化社会”的先兆

　　中国首个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一线城市上海似乎正透射出老龄化社会的焦虑养老金支出贫困。九三学社上海市委调研显示，截至去年8月，占上海市退休人员89.12%的企业退休员工养老金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广州养老金每月2057元相比，上海要低386元。

　　无疑，上海养老金支出缺口主要源自上海提前步入老龄化社会。如2009年底上海60岁以上老人315.7万占户籍人口数的约22.6%，去年可能已突破23%；相关机构测算2015年老人占比将达28.1%，到2020年则为34.1%；而上海人口预期寿命82岁（全国平均为73岁左右）。显然，人口老龄化与人口寿命扩大确实加剧了上海社保基金支出压力。同时，上海社保基金较高的支出缺口也与之前的上海社保案有关，社保资金的违规挪用及其投资亏损无疑使上海社保基金支出雪上加霜。这不难理解上海社保资金每年高达百亿元的支出缺口。

　　然而，把上海社保基金缺口单纯诠释为缺钱必将失于浮表。我们认为，社保基金缺口背后透射出的是历史和体制性的风险隐患，不正视这些深层次问题，社保缺口将成长期之惑。

　　社保基金支出缺的不是单纯的钱，而是长期以来政府的缺位、越位和不到位等问题。我们认为，当前各地乃至全国所出现的社保基金缺口、个人账户空转等问题，本质上是目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被系统性“挪用”问题。一方面，1984年以来社保体系建立后，本应企业为工人支付的养老金事实上并未完全到位，相反被“挪用”为经济发展的建设资金，另一方面各地“挪用”新筹建的社保资金为社保体系建立后的退休员工支付养老金（这部分人的退休金本质上混杂于改革开放前的政府财政收入中）。显然，这在就业人口高于退休人口的人口红利时期，问题尚不突出，一旦步入老龄化社会，社保缺口就必然呈几何级数上涨。是为上海乃至全国社保基金支出型贫困之深层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政府和国企一直以来未能有效补缴对社保的历史欠账，使当前社保体系虽构建了个人账户积累制之制度框架，但却无法甩掉现收现付制之长尾，从而使当前社保陷入两难之境做实个人账户无疑放大现收现付压力，继续挪用使其继续空转，社保基金缺口将呈几何级数放大。毕竟，个人账户空转使社保基金失去了保险大数法则功效。社保的大数原则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投保人规模，即虽每人每月的缴费并不高，但缴费的人多可以产生积少成多的投资增值效应；一是投保时间久期，社保是一个横跨数十年的保险业务，每个人积少成多的保费在数十年不等的时间里为保险机构所用，必将使社保基金具有了典型的增值效应。显然，当前虽属个人缴费制但却为现收现付模式，使个人和企业共同缴纳的社保金，无法获取保险大数原则下的跨期收益。这也就不难理解，当前社保基金缺口只是开始，随着人口老龄化全面来临，社保基金缺口将是未来横亘于政府的阿喀琉斯之踵。

　　因此，唯有补足社保基金的历史欠库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当前和未来愈演愈烈的社保基金支出风险敞口。当前诸多学者建议划转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是希望政府和国企补缴对职工的历史欠费和负债。上海目前计划用地方国企的部分收益和划转国企股份至社保基金来填补支付缺口，实乃应然之举。毕竟弥补越早成本越低。与此同时，鉴于社保基金具有社会互济和权利义务相对应原则，可以探索构建以市场自洽模式为主、政府共济模式为辅的双层社保构造体系。

　　我们认为，当前保险市场和保险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完全有能力和条件转向商业化、市场化为主的自洽保障体系，以有效契合市场与生俱来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诸多竞争型的专业商业养老保险机构作为居民养老保险的主要保险机构，将有利于锻造独立人格化的养老金供需主体，发挥社会保险的规模和跨期大数原则之双重功效。显然，这相比目前政府各级社保基金组织单一主体运作社会保险的体系，更具有清晰的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更有助于防范社保服务机构的托管人风险。

　　与此同时，政府在社保保险的参与层面，立足于商业化无法有效消除外部性的公共服务领域，如社会救济、基础性社会福利等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的领域，客观上需要政府提供安全网式的社会保障性服务，而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另外，社会各种公共设施和服务的缺位，如老人疗养院、老年人活动中心等，都需要政府财政逐渐由建设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支出的转型。

　　作者：刘晓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