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发生重大改变。“老幼病残”城市化将成为经济发展持续制约，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个体的行为模式将由青壮年“进城市生产”变为老幼病残留守人员“进城市消费”，前一种城市化的基本驱动条件是一个劳动力进城的生产所得大于等于自身的消费支出，而后一种城市化要展开，要求与农村“老幼病残”留守人员存在裙带关系的劳动主体出现生产剩余，足够养活新来的纯消费人口。简而言之，青壮年“进城市生产”阶段，一个劳力养一个人是基本条件，而老幼病残“进城市消费”阶段，经济中给予一个劳力的分配必须养活多个人。显然，后一个条件的满足要较前一个条件困难得多。在这样的一个逻辑框架下，我们必须对市场上广为流传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将加快”的观点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我们发现，在中国城市化的已有研究，许多人相信“中国城市化进程将加快”。其基本逻辑依据在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基础设施改善等，参照美国、日本、韩国等的历史经验：人均GDP在2000-5000美元时确实是城市化加速期。然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现象”可能是其他国际经验所无法比较的，由于农民工问题所带来的中国城市化特有规律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探索。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3年，中国农村中适宜外出打工人数为4.08亿（20-50岁），同期农民工数量6200万，当年未外出青壮年3.46亿，考虑中国残疾人6000万，农村3500万等问题，大致估计农村中适合外出打工而未外出的人约3亿-3.1亿；2004年中国农村中适宜外出打工人数为3.59亿（20-50岁），同期农民工数量1.98亿，当年未外出青壮年1.61亿，考虑农村病残人口之后，大致估计农村中适合外出打工而未外出的人约1.1-1.2亿；2010年中国农村中适宜外出打工人数为3.38亿（20-50岁），同期农民工数量2.42亿，当年未外出青壮年9600万，考虑农村病残人口之后，大致估计农村中适合外出打工而未外出的人约5000万-6000万；这留守农村的5000万青壮年撒落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无疑将非常稀疏。
而2010年农村15岁以下儿童1.64亿、50岁以上老人2.03亿，病残人口4000万-5000万，“老幼病残”合计4.17亿，即使乐观考虑老幼病残中有1亿人已经跟随农民工外出，那么农村中青壮年与“老幼病残”也分别为5000万和3.17亿（且5000万人留守青壮年给人感觉懒人比例会略高），这种1：6的严重反差是各种微观调研均感受到中国农村几乎都是“老幼病残”的根本原因。
“老幼病残”城市化带来的第一个问题是，等量人口城市化带动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将不及以前。斯蒂格里斯1999年曾做过一个分析，结论认为“21世纪初期世界经济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一是美国IT技术向全球传播，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城市化之所以特别重要，在于劳动人口在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生产效率得到了革命性的提高。仔细思考，上述现象隐含的前提是由农村流入城镇的人口有很高比例变成了城镇的就业人口，没有这个前提，人口转移对于生产效率提高的影响无从谈起。我们观察到，中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与农村流入城镇人口的相关性近年来出现了减弱趋势，这提示未来中国人口城市化与中国总生产效率提高的关系将减弱。
由于条件更加苛刻，“老幼病残”城市化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减慢。中国大规模城市化的真正起步始于改革开放，到目前为止，总体来说经历了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初，虽然每年起伏较大，但大多数年份的增速都在0.5到1个百分点之间，显著高于改革开放之前。第二个周期是从1996年到2005年的10年间，每年城市化率的水平要提高1.2到1.4个百分点，属于城市化持续高速增长时期，且波动极小。从2006年开始可算第三个周期，中国城市化率的增速出现了减弱的趋势，增速的百分比在波动中逐年递减，由之前的平均1.3个百分点降至平均每年1个百分点左右，城市化进程减速的现象已然比较明显。
留守人员城市化问题的解决不会特别轻松，其背后是数亿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问题，直白点，跑不开“加工资、给福利、解决住房”几点，背后的本质是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无论什么问题，一旦涉及到这个层面，总是极其错综复杂，再精细的建议均显粗率。
作者：周炳林
(责任编辑：梅智敏)
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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