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负责代表谈“十二五”时期国企和行业发展

　　[中国网络电视台]:我是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网络电视台的记者，我想在这里代表网友问刘绍勇代表一个问题，关于国企重组后，怎么样才能保证国有航空公司的健康发展，这样的局面是否会对民企和中小企业航空公司造成生存困难？ [21:05]

　　[刘绍勇]:这个问题也比较尖锐。我发现我们中央的媒体都很厉害。对于国有企业的重组，我认为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因为它是完全市场化的一种手段，我给大家还在这里讲一个案例，这是东航自身的案例。2009年东航和上海航空重组，大家知道2008年底，由于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东航自身的困难，东航面临着“入不敷出、资不抵债”的窘境，当时的东航2008年底亏损139.95亿元，这个时候中央下决心调整东航的领导班子，紧接着我们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组就是东方航空和上海航空的重组，当时的东方航空是上市公司，上海航空也是上市公司，这两个公司有共同的命运，在资本市场都是ST公司。在6月8日我们宣布重组的时候，在香港的《南华早报》出了一篇文章，《南华早报》的记者采访了现任的国际航协的主席，时任国泰公司的CEO托尼泰勒先生，他说了一句话，我不相信“两个烂苹果能够做出一份好沙拉”，当然我们的外事部门知道了这件事儿以后，很快跟他进行了沟通，后来这位总裁打电话跟我们道歉，说媒体误解了他的想法，他当时知道东航和上航都是ST公司，都是盈利不太好的公司，怎么会重组在一起？一般是强强联合，他很少听说弱弱联合，但东航和上航的重组，我可以告诉大家，非常成功，我们重组牵扯到1.5万人和5.5万人的重组。牵扯到1100亿资产和1700亿运行资产的重组，牵扯到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的重组，牵扯到两个上市公司的重组。我们实现了“四个没有”，没有一个上访的、没有一个下岗的、没有一个告状的、没有一个减薪的，非常成功。 [21:08]

　　[刘绍勇]:我们认为东航和上航重组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使服务上海乃至全国的航线网络规模迅速扩大，给大家出行提供的便利迅速增加，那么大家有可能获得我们更多的产品的支持，这何乐而不为呢？同时东航和上航的重组，我认为没有挖了民营公司的墙角，或者是没有对民营公司造成更大的压力，其实上海的另外几家民营公司很优秀，比如说均瑶公司，很优秀，成本低，管理也很优秀。他们去年盈利几个亿，还有一个春秋公司是一个低成本的公司，它的定位和我们不一样。我认为大家有不同的定位、不同的空间，彼此都有比较好的合作、比较好的发展。同时，你经营民营公司，也可以到全球市场去发展。如果大家觉得可以，可以把业务拓展到国际上去，到国际市场上施展我们民营的才能，我认为中国人很聪明，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的，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认为需要按中央的要求共同和谐发展，最终的结果是利国利民。我认为这样非常好。谢谢。 [21:12]

　　[中国人大网]:谢谢主持人，三位代表晚上好，我代表中国人大网的网友向邓崎琳代表提问，作为产能过剩行业，钢铁行业“十二五”发展无疑要以转方式、调结构为根本，国家提出了淘汰落后，兼并重组、技术改造相结合的思路，作为一家央企的负责人，同时作为钢铁行业协会会长，您怎么评价目前钢铁行业节能减排的水平，武钢在这个方面有什么可值得推广的经验？谢谢。 [21:13]

　　[邓崎琳]:2010年和“十一五”期间，中国钢铁企业有70几家会员单位，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整个节能减排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标志着两点，一个是能源利用率大幅度提高，另一个是能耗大幅度降低。有两个指标，一个是综合能耗，“十一五”末是660公斤左右，这比之前降低了16%—17%。第二个指标是每吨钢耗“新水”，现在是4吨左右，武钢在“十一五”耗“新水”每吨是27立方米。“十一五”末变成了4立方米。整个新水循环使用率达到97%，武钢是靠着长江边上。武钢的特点有两条，第一是在节能减排中实施了“三同时”，同时设计对节能减排的项目、同时施工、同时向主体装备一样管理，整个投资在主体装备中占11%—12%。第二，政府在“十一五”期间签订节能减排指标，我们提前一年就完成了，应该说中国钢铁整个节能减排的水平，很多企业是接近国际一流水平的，有的企业达到国内要求，还有一些企业还有不少差距。 [21:19]

　　[刘绍勇]:这点非常重要，作为航空企业来说，对这方面感到压力也很大，我们完全支持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减排政策，这点受到了全球的尊重，我觉得这是中国人民对全球的承诺。但是，也要防止另外一个方面，所谓的排放“陷阱”，一些发达国家打着限制排放的旗号，某种意义上讲，已成为他们的一种意识形态。比如说欧盟采取单边主义、贸易对抗、效益优先的策略限制飞往欧洲的国际航线，同时采取单边行动收取大量的排放费用。我认为这不符合中国政府所提出的以及全球共同倡导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不能让你们吃饱了不让我们吃，你们喝足了不让我们喝，我们中国和国际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千万要防止这种排放“陷阱”。我们中国人的人均排放比美国低很多，美国有晾衣架吗？我们中国到处都是晾衣架，利用阳光，美国都是用干洗机烘干，他们耗费能源最多。包括我们的航空公司飞往欧盟，他们的限制，目前我们看到的资料，从2010年开始收中国的航空承运人的7.5—8亿，到2020年收30亿以上，所以我们希望中国政府采取主动、积极的办法应对单边主义和所谓的贸易对抗、所谓的效益优先的做法。我对大家讲，我还是国际航线的理事，去年在国际航协开会的时候，我联合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说服了国际航协接受我们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但现在欧盟采取了这种单边主义做法。同时我也是中国航空协会的理事长，我们向欧盟提出了强烈抗议。谢谢 [21:23]

　　[主持人钟雪泉]:我们为刘总节能减排的做法叫好。周总，海信在节能减排方面有什么做法？ [21:23]

　　[周厚健]:节能减排、绿色环保，这是为人类做贡献，而且也是以后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要做好，不论是产品还是生产流程、生产工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都有很明确的规划和要求。刚才刘总谈的问题，我是同意的。我们也很担心，最后这会成为一种贸易壁垒的口实。所以我们在这类问题上也做了很多准备，因为毕竟海信正处于“往外走”的过程中，我们很担心这会成为一种壁垒。谢谢。 [21:26]

　　[人民网]:谢谢主持人。人民网的网友提出了一个问题，提议把各自组织起来，到全国300个县去投资特色产业区，为消除贫困悬殊做领头羊。网友向嘉宾提问，这个提议是否可行？同时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国有企业在社会责任、消除社会贫困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做法？请刘绍勇代表谈一谈，也欢迎其他两位嘉宾补充。谢谢。 [21:27]

　　[刘绍勇]:谢谢，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记得有一次在清华大学有一个演讲，当时也是关于企业怎么能够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当时我在南航工作，我说当时的南航每一个旅客要捐出十分钱成立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要让他给全国排名比较靠前的大学，对那些能够考上大学而上不起大学的学生资助，南航有一个“十分关爱”基金会是这么来的，我在坐飞机的时候，看到考上大学、上不起大学的大学生，我们那时候想中央企业能够做什么呢？那时候南航每年运送大概5000万，这样每年有500万，现在是700万，这是一个长篇小说，永远可以写下去。到东航之后，无论是做慈善还是履行央企的职责，不仅仅是给一些钱，而是让经济困难的、有需要帮助的人给予精神上的帮助。所以到东航之后，我们做了一个“爱在东航”大型关爱活动，我们东航所有的员工在国家法定的节假日外再给一天假期，任意两个人在网上配对关爱需要关爱的人，也可能是经济上、也可能是精神上、也可能是物质上的，这样形成了一个互动。到目前为止，东航7万名员工有90%以上的员工参与了这个活动，效果非常好。这是我讲的对社会的互动。 [21:32]

　　[刘绍勇]:不仅是物质上的关爱，更多是精神上的关爱，让他提高一个层次。很多人有钱了，他说关爱就给一些钱，但是给钱不能解决很多问题。当一个人需要心理安慰的时候，你到病床边给他讲一句话，这比给他10万、8万更有用。给大家说一个例子，今天晚上23点，东航的一架飞机运送利比亚的中国公民回国，是中国民航撤侨的最后一个航班。在这期间，我们派了26架飞机，运送了将近7000客人，他们上了飞机以后，你知道我们乘务长的广播是怎么广播的？我们的机长是怎么广播的？我非常受感动。昨天新浪网还有一个采访，他们说，过去你们坐飞机，播音是“旅客朋友们，欢迎您乘坐东航的飞机”，我发现这次乘务长和机长非常有创意，他们说“党中央、国务院派我们东航接大家回家了”，当时大家热泪盈眶、掌声雷动，这不是一个中央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吗？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说给我们一分钱，但我们都在做这个工作。当祖国、当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所不辞。大家知道，包括去年发生的玉树地震，东航完成了民航运输的90%以上的运输任务。我们飞了300多航班。包括汶川地震，当时无论是国航、南航、东航以及其他的中小企业都倾巢出动。在这里我要感谢东航、南航的乘客，因为每天我们派5架飞机撤侨，所以我们的航班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很多旅客一说我们就非常感动，你们去运我们的侨胞，我们大飞机换小飞机，我们高兴。头等舱换成经济舱，我们支持。这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状态，所以使我非常受感动。借此机会，我也向我们所有的乘客表示感谢，也向我们东航，向民航所有参加运输的机组人员表示感谢！他们真是付出了非常艰辛的劳动，大家知道新航线，没有飞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时差很大，一加油要五六个小时，机组超负荷的运行，我们一架飞机派三套机组，他们就是轮流的休息保持体力，让我国的公民能够非常体面地回到自己的祖国。我认为这是中央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 [21:36]

　　[刘绍勇]:刚才提问说是不是做其他的活动，我相信我们中央企业都有类似的其他活动，比如说东航在云南有很多爱心小学，有很多经济的支持，我相信比我们会做的更好，但我想说的一句话，我们中央企业获得利润以后，我希望国家按照有关的比较专业的方式来做专业的扶贫，从这个方面来讲就是一个资金的支持。更多的是发展教育，给这些老、少、边、穷地区，给这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享受更好的教育，在人智上提高他们，让他们自己走出来，比我们直接去资助要好的多得多。 [2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