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行政化突出 当人才遭遇“官本位”

　　高校行政化尤为突出

　　人才与行政化的冲突在高校中尤为明显，教授在高校官僚体制中的生存空间被挤压成为教育领域的人才困境。2006年，北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阿忆在博客中晒工资，让高校教师的收入状况公之于天下。他将自己在北大做副教授所得收入一一列出，共计4786元，称每月能从北大得到的工资太少，“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不能活下去”。

　　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个人博客发表题为《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的文章，表达了对自己所在学院院长的不满和对行政操控学术的愤怒。“张鸣事件”随即引发了人们对高校行政化的再次关注。

　　“高校的具体情况有些特殊，这是由其背后的体制问题决定的。政府想给予高等院校特别是一些重点高校更高的社会地位，而社会地位怎么衡量？只能自觉不自觉地用官位来衡量，所以给了40多所重点高校省部级待遇，一些校长成了副部级，这是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吴江说。高校的社会地位用行政级别来衡量造就出了浓厚的行政文化，长久看来不利于高校发展，每所大学的校长都希望能获得副部级待遇，司长去当校长、校长在不同学校的互换，都是基于行政调动。

　　至于学校内部的管理行政化，也与这一文化有关，待遇、配车等层层都按行政级别区分。“改革需要一个过程，需要营造一个大的环境。现在很多方面也在好转，我知道的很多二级教授的待遇就高过校长。目前的事业单位改革也在尽力去除行政化，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当中，问题还是存在。”吴江说，只有当学术远离权力的时候，各方呼吁的教授治校，才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