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被精神病” 谁“得理不饶人”(图)

　　【背景新闻】

　　深圳二院护士郭俊梅因不满奖金分配，向信访办投诉，医院外请医师假扮工会领导与其谈话，并将过程写入了病历，将其诊断为偏执性精神病。郭俊梅起诉维权后胜诉。但法院判诊断医师无责，希望郭俊梅不要“得理不饶人”。（5月10日《京华时报》）

　　“得理不饶人”是社会进步表现

　　叶扩

　　“得理不饶人”经常会被理解为“不知趣”。这也正是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一审法官告诫郭俊梅的深意所在。即法官先是从法律上无奈地支持了郭俊梅，但内心里却很挣扎，总想着在法律之外找到道德的制高点，以教训的口吻替别人出气，总想着为一群“老相好”深圳市二院领导、康宁医院精神病学主任医师高北陵以及其他兄弟单位排忧解难，以起缓颊之功，更或转移注意力，把民意矛头引向郭俊梅。

　　这种做法当然是微妙的，但笔者以为郭俊梅的“得理不饶人”好得很，好就好在她不仅仅为了自己，也为了那些已经或将可能成为“被精神病”的公民。“得理不饶人”好就好在“得理”，好就好在“不饶人”，如鲁迅所言：“一个都不饶恕！”

　　面对法律以及公民权利，一再受到强势者或公权者的百般凌辱，我们凭什么非得要在痛苦的同时，还要装出很宽容的样子，原谅那样不值得饶恕的人？我们应该让他们得到痛苦的违法代价，而不是仅仅得到一份简薄的判决书。且看看那些跟郭俊梅有着相似遭遇的人：河南漯河上访农民徐林东被强行送到精神病院关了6年、江苏的朱金红女士被疑为谋财的母亲唐美兰强送到医院强制治疗……近年来，类似的事件接连发生，而且愈演愈烈。照此下去，每个人都随时有可能“被精神病”。

　　而且，“被精神病”陷入了一个十足的怪圈：不该收治的个人可以被轻而易举地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出院时却遵循“谁送来，谁接走”的原则，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任何纠错机制，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一旦被收治，无论当事人怎样抗议，都没有第三方机构来处理异议。出院后，司法救济失灵。试图通过诉讼来维护个人权利的当事人面临着重重困境，要么被否认诉讼行为能力，诉权被彻底剥夺；要么误入“医疗纠纷”陷阱，在“有没有病”这个问题上进行拉锯战，忽视了收治程序上的不规范。

　　对于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我们难道还不该反省制度的缺失，尤其是司法程序缺失这一隐患吗？司法者又何以有颜面希望郭俊梅不要得理不饶人？如果换作有些许良知的，早就找个地洞钻进去冬眠得了。

　　也许是因为我们总是过分而片面追求道德洁癖，当然，既然是洁癖显然是有点畸形化、异质的，比如某些人总想向人们灌输“宽容精神”，但偏偏这些人却可以为所欲为。又比如他们处于强势时总喜欢盛气凌人，处于弱势时总会找一些借口掩饰自己的尴尬和无知。这种双重标准最大的特点就是，宽于待己，严于待人。但更怕的是，正常人被“权力制造”或莫名其妙戴上“精神病人”的帽子，而某些人又很愿意成为帮凶或是帮闲。

　　现在正需要的，恰好是每一个公民愤然而起“得理不饶人”，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

　　关键是预防下一个“被精神病”

　　龙敏飞

　　“被精神病”的例子不可谓不多，让我们对此深恶痛疾。如今，郭俊梅还算幸运的，最起码能获得一定的赔偿，名誉有所恢复，但这并不能关上“被精神病”的大门。只能说，郭俊梅的胜诉，是公众维权的起点，也是反“被精神病”的第一步。

　　当前的“被精神病案”虽然胜诉，但依然不能令人满意，也让我们对自己会不会继续“被精神病”充满担忧。

　　首先有讨好舆论之嫌。一是诊断医师无责，这有给医师卸责，充当保护伞之嫌，今后诊断，你还可以随心所欲；二是法官希望郭俊梅不要得理不饶人，在法治社会，得理不饶人本来就是应该的，对邪恶势力的宽容，其实就是一种姑息纵容，这点法官不可能不懂，之所以揣着明白装糊涂，显然是别有用意。在这样的分析下，胜诉的唯一可能就是难以平息这掀起的社会舆论，只好用胜诉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平衡一下各方之间的矛盾。

　　其次是“被精神病”摘帽子难。医师无罪，那言外之意就是医师只是偶尔失误而已，这种错误还是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的，那这对“被精神病”的人而言，在别人眼中，必然会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那就是这个人曾去过精神病院，对他必然存在一定的偏见。这是一种精神损失，却没有相应的纠错机制，仅仅凭借一个胜诉，很难摆脱“被精神病”的帽子。每一个公民都应有免于“被精神病”的权利，这是当前机制应该改善的。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医师的合法伤害权是不是有点大了？医师一口断定这是精神病患者就是了，为何没有第三方监督？为何没有复诊？为何没有医师职业道德档案？没有这些后顾之忧，医师的鉴定难免会被利益集团所左右。在这点，日本的相关经验值得学习，一是有第三方监督，二是有医生诚信档案，当有这外部约束时，医师为了饭碗，恐怕也少有人敢不认真，而这种限制，也是为了减少医师对公众的误伤。

　　正因为这次“被精神病”案还有这么多可供钻的空子，才有了我们对“被精神病”的恐慌与担忧，如果这些“漏洞”不能及时地缝补好，谁又能担保我们下一次不会“被精神病”呢？所以，当前最关键的问题，仍然是如何预防下一个人“被精神病”，找到了上面的“脉搏”，其实完全可以就此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