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藏公路前世今生

　　“民主”与“科学”

　　在修筑期限的倒逼下，出现了速度与质量之间的冲突。高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4年多的筑路过程中，有两大矛盾一直贯穿始终，一是和大自然的矛盾，包括激流、雪山、塌方、严寒、空气稀薄等；再一个是观念上的矛盾，“主要是军队和技术人员之间的矛盾——军队主要讲速度，而由交通系统派出的技术人员，则要讲质量。”

　　高平说，这体现了两方对这条路的不同诉求。“军队希望尽快修到拉萨，给西藏当局以威慑，也解救‘被流放’的兄弟部队。交通部门则希望把好质量关，除了战时用，还要可持续地发挥作用。”

　　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政委穰明德曾对高平谈到政府与部队在筑路中的关系，他说：“政府与部队是一种合同关系。政府出钱，军队出劳动力。”这里说的政府指政务院交通部（具体实施者为交通部下属的公路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下属的交通部），军队则主要包括18军和工兵司令部（1950年年底之前，筑路部队以工兵司令部为主，后工兵主力转战成渝铁路，筑路部队改以18军为主）。

　　在建国之初，康藏公路是政府投入最大的一条公路。时任全国公路总局局长潘琪提供了一个比喻：截至1953年底，康藏公路的花费，如果用35000（旧币，1万元相当于1元）一叠的人民币，可以从拉萨铺到天安门。这些钱可以买1300架喷气式战斗机；按照重庆的市价，可以买30亿斤粮食。“政府希望花如此大代价建造的一条公路，不要仅作为战时之用。”

　　速度与质量之间的矛盾，表现在工作方法上，就是“民主”与“科学”之争。

　　“军队当时提出一个口号，叫‘开展工程民主’。经常开民主会，讨论如何把修路的速度加快。办法想了很多，但是由于着急，往往忽视了质量和标准。比如按照标准，一炮炸掉10方土就可以了。结果炸掉了20方，把坡度炸坏了，留下了后患。”高平说。

　　而技术人员则认为，工程不同于战场，不应该讲民主，而应该讲科学。穰明德曾对高平抱怨说：“二郎山以东的路，没有按照施工规范操作，而是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解决的。”

　　与多出身于农民的军队不同，技术人员大多家境较好，双方很难建立起真正的信任。“军队对知识分子有点天生的不信任，把他们和资产阶级划等号。加上有些技术人员在国民党军队工作过，历史上也不清白，他们得不到尊重也很普遍。”高平说。

　　但许多人也认为，川藏公路是一项旷世的工程，如果少了革命英雄主义，很多的征服都无从谈起。“它首先是一个精神活，然后才是一个技术活。但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