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代课教师,到代课人员,一词之差,几乎抹掉了偏远地区为教育奉献终身的人们一生的历史;从被请,到被清,一字之差,荣誉感与羞愧心就那么轻易地在一个人的心里打上难解的死结。
他们是一群被清退或正在等待被清退的代课教师,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面前,变化终于传导到了这个社会最偏远的人群身上。
搭不上政策快车的人生,那些青春岁月的奉献注定无处安放,那些年华老去的坚持注定不留痕迹……
从书桌里捧出一本旧黄的相册,里面插满了和学生的毕业合影,一张张抽出来渐次摆开,整整20张。照片上的颜色从泛黄到鲜艳,显示着岁月的履痕,但坐在学生中间的苏汉伟,已从意气风发的端庄少年变成了垂垂老矣。
沧桑粗糙的手指,在不同年代的照片上抚过,苏汉伟一一点出学生的名字,告诉记者某某学生考上了大学现在是中科院的研究员,某某学生在机关里当了处长,某某学生现在成了某所学校的校长……
生于1967年的苏汉伟其实并不老,诸多白发和皱纹是最近几年新添的。2006年3月,教育部在一次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预计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将把44.8万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从那时开始到现在,苏汉伟一直在等待“被清退”,这段时间心如煎熬。
看照片的这个早晨,是2010年9月1日上午7时多,阳光刚刚洒满山坳,从苏汉伟的家门前望去,远山处的校园清晰可见,孩子们早读的声音隐约飘来。此时,苏汉伟所在的甘肃省渭源县新寨镇黎家湾学区卢家山小学,已经开学一周。就在几分钟前,苏汉伟接到学校的通知,他本学期所代的课程将会调整,今天上午原定的课暂时不上了。
苏汉伟又一次焦虑起来,他不知道自己的教师生涯是否会在2011年的开学第二周戛然而止。
在教育部开出“清退令”后,各地采取了各种措施。其中,甘肃省就明确提出将“按照有情辞退、合理安置、适当补偿、择优考录的原则解决代课人员问题”。在2009年以前,甘肃有在岗代课教师2万余名。
近日,记者来到甘肃渭源,记录下8位代课教师的心声,还原他们“被清退”和“等待清退”的真相,话题依旧沉重。
一句“回家”,一张“白纸”
【实录】
王安治(渭源县五竹学区黑鹰沟小学原代课教师,现年54岁):大概是2009年吧,也是现在这个季节。开学前的一天,是老师们报到的日子。学校有4名教师,3位公派的,就我一个是代课教师。快到中午的时候,还没给我报到,去找校长张春林,说让我再等等。等到下午两点多,校长告诉我,学校要合并了,公派的老师要分到其它学校去,让我回家。我清楚这是什么意思,说好听点是回家,说得明白点就是我被辞退了。我18岁在这里教书,最初的3年时间就我一个老师代两个年级的所有课程。在讲台上干了34年,没有任何手续,说走就把我打发走了。出校门的时候,只有刘治老师一个人送我。我拄着拐一步一回头,离校越来越远,刘治难受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王政民(渭源县新寨学区张家堡小学原代课教师,现年70岁):我是1958年开始在小学代课的,到2006年9月被辞退时,已经64岁了。学校原来算我在内有4位代课教师,大家是一起被清理的。校长刘文是位不到30岁的小伙子,学校开学的那天,他把我们4人叫到他的房子里,难为情地说不出话来。我意识到该“一刀切”了,就主动打破尴尬说,没关系,就是那么回事嘛,你就直说吧,不用瞒着。刘文很难受,说咱这学校以前都是土房、危房,老师就你们几位,现在新校舍盖好了,老师也多了,什么都达标了,学区却让我通知你们回家。我说,我也知道自己再干也教不动了,但怎么也没有想到,最后的结局是被清理,下讲台下得这么不光彩。后来,学区把我们几位代课教师请去,在新寨镇的街上吃了一顿饭,算是欢送吧。
王安治:回家后,我一直在干农活。2010年5月,有同事给我捎话说,省里、县里对清退的代课教师有了新政策,县领导答应给被清退的教师一定补偿,一是对教龄20年的代课教师,清退时一次补偿800元,20年以下的补助600元;二是被清退教师到60岁以后,按月发补助,按照以前的教龄每年算8元,像我这样34年教龄的可以每月领到272元。我就找学区、找乡政府,一次性800元的补偿虽然没领到,但给我补了一张通知,算是清退证明吧。我指望着到60岁后,拿着证明能按月领取一点钱。
王政民:我已经快70岁了,被清退5年了,没有人管过。听说县里有了政策,但只领过一次800元,到现在没有领到过其它任何补偿和补助。我教了一辈子的书,最后什么都不承认了,什么都没有了。谁能想到,政策讲着讲着也就不兑现了。
【记录】
在渭源县,五竹学区和新寨学区相距很远,王安治和王政民从未相识。王安治所期盼的,在王政民那里,早就有了落空的验证。
王安治从书桌的抽屉里,取出几个“本本”给记者看。其中,有大专毕业证、有教师资格证、有汉语普通话水平合格证。他从教师资格证的夹页中,捏出一张白纸,打开是张镇政府的文件。在庄重的红字“渭源县五竹镇人民政府文件”下面,一段黑字落在纸上。
文件内容如下:“根据我镇各学校教师编制情况,依据有关要求,经研究决定原后沟村小学代课教师张世贵、原黑鹰沟小学代课教师王安治2名代课教师辞退。各学校接通知后及时通知本人办理相关手续。”
落款日期是2009年9月13日。其实,这个文件是2010年7月,王安治找到镇政府,后来补办的,补办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在60岁后,领到那笔每月272元的生活补助。至于文件上所谓的“相关手续”,不过是一段“行政官腔”,“清退”一名代课教师其实不用任何手续,王安治也就没有任何手续可办。
不论是一次性的800元或者600元,还是60岁以后每月的二三百元,在首都北京、在省城兰州,都是一笔微不足道的“小钱”,即便在渭源县城的建筑工地,一名小工的日工资也要百元以上。几百元,对王安治和王政民来说,根本无法改变他们贫困的生活,但是哪怕仅仅是一元钱,只要发到他们手里,也是对他们一生辛劳的肯定。
王安治和王政民的经历似有相识,曾经都被几次召之即来,也曾经被一声“回家”送别校园。1974年,王安治被当时的公社叫去教书,直到1983年因病离校。1985年再次被村小学请去,一直干到2009年。在1974年时,每月领12.5元,后来涨到22.5元,再涨到40元,2008年开始能领到200元,但只领了一年半。
从1958年开始,以及此后的1970年和1985年,王政民曾三次担任代课教师。其中,在1985年,还和县文体局签署了民办教师的聘用合同。让他极为诧异的是:来的时候明明是有合同的民办教师,但到后来不知怎么就被变成了“临时代课人员”。站了几十年的讲台,却成了“临时工”,连教师都不是了。
王安治和王政民,与全国40多万的代课教师一样,在贫困山村极度缺乏师资力量、教育设施极度匮乏的年代,光荣地站在讲台上。但是,当基础教育全面改观的时候,却迎来了教师生涯惨然的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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