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坚持锻炼 要做“活证据”

91岁的施怀庚（左）向记者讲述那段历史，他的老伴在一旁静静聆听

　　南京下关区多伦路居民大多知道施怀庚这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几乎跟附近的每一个人都讲过那段悲惨往事，循着居民们的指点，远远就看到了他的家。就像他在电话里说的那样，已经91岁的施怀庚身体很好，在这个寒冷冬日的上午，他甚至早早地跑到阳台上跟记者打起招呼。

　　“我平时特别注意锻炼身体，不为别的，只想把南京大屠杀那段往事传承给更多人。”在近一个上午的讲述中，施怀庚屡次提起自己要做“南京大屠杀活证据”的愿望。

　　快报记者 贾磊 文/摄

　　南京城沦陷前几天

　　一家人搬进“安全区”

　　“我的父亲是个菜农，我两岁时，他就去世了。”在一扇阳光通透的窗户后面，施怀庚跟着自己的讲述，陷入了回忆，这个头发全白却精神矍铄的老人，用低沉的声音连续说了几遍同样的话，“南京大屠杀改变了我的一生。”

　　1921年腊月之后的几年，施怀庚像那个时代所有贫苦人家的孩子一样，母亲尽力拉扯着，让他活着，却费劲力气也没有能力让施怀庚上学。直到1933年，家境稍有好转的施怀庚才总算上了小学，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就在他快小学毕业的1937年，战争来了。

　　“总有人从城外面跑进城来，有达官贵人，也有穷人，每天传言的都是日本鬼子又打到了哪里。到处是要饭的人，工作一天比一天难找，天天都有人饿死，但大家都觉得，南京城肯定破不了。”施怀庚说，当时虚岁17岁的他，还没有意识到战争带给他的影响，但母亲执意不再让他去上学，而是求人让他到金陵大学附近的一家德国人开的洋行里做了学徒工。

　　“说是学徒工，其实是看管仓库，给的钱也少，但我还是很感谢那个德国老板。”施怀庚说，那时候谁也没有意识到，正是这个他当初背地里骂过的“洋鬼子”救了他一家子的命。1937年12月初的时候，南京城还没有沦陷，但城里面各种谣言满天飞，施怀庚母亲居住的城北挹江门附近，更是兵荒马乱。于是，施怀庚求了德国老板半天，总算带着母亲和新婚的妻子郭惠英住进了洋行的仓库里，他们搬进后来的“国际委员会南京安全区”没几天，南京城被侵华日军攻陷了。

　　那天是1937年12月13日，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的日子。

　　曾被日军抓走

　　同伴在眼前被枪杀

　　“后来回想起来，那以后就是亡国奴了。”施怀庚说，南京城破的一刹那，让他变成了大人。

　　因为“安全区”在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近，所以外面挂的大多是外国国旗，后来，这些地方又挂上了红十字会的会旗，在12月13日之后，这些地方几乎成了蜂拥而至的中国人眼中可以救命的象征。

　　“人一下子都涌进来了，光一个仓库里，就住了七八户人家。”施怀庚说，几乎每个人带来的都是坏消息，谁家的儿子被枪杀了，谁家的女儿被日本人糟蹋了，一位中学老师告诉他，“日本人进城见人就杀，城里到处是尸体，满是日本兵的汽车直接轧过去。”

　　当时的施怀庚还有些庆幸自己的明智，但他很快发现，这块安全区似乎也不是那么安全。

　　“日本人拿着枪随便进出，进来就抢东西，看见年轻的女人拉着就跑。”施怀庚说，当时他特地让自己的妻子郭惠英拿锅灰涂黑了脸，又披上了破麻袋片，“好几天都没有洗。”但施怀庚还是被日本人用枪指着拉了出来。

　　施怀庚说，那时候还没过年，两个日本兵带着枪闯进了安全区，抢了几个木箱的财物，回去时，拉上了他和另一个小伙子做挑夫，当时的施怀庚吓坏了，完全没了平时的机灵劲，只是机械地挑着担子走在满是尸体和断壁残垣的大街上。

　　但另一个小伙子显然不这么想，在快到汉中门附近的日本军营时，那个小伙子低下头假装系鞋带逃跑，可还没等他跑出去几步，日本人的枪就响了。“子弹穿过那小伙子的胸口，泛着沫子的血很快流了出来，那小伙子腿蹬了两下，就不动了。”施怀庚说，当时他险些吓死，“就算想跑也迈不动步子了。”

　　“等平静下来时，试图找那个小伙子的家人，但始终没找到，毕竟那时候死的人太多了。”说到这里时，施怀庚沉默良久。

　　在安全区待了七年

　　每天感叹“又活一天”

　　1938年1月底，虽然暴行仍在继续，但日军却声称已经恢复了南京的“秩序”，并且开始强迫安全区内的难民还家，史料记载，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日军开始驱赶安全区内的难民。

　　但施怀庚在这里留了下来，“当时我们在挹江门内的房子已经没有了，我也能证明自己是这个洋行的员工。”施怀庚说，当时跟他一样，留在原安全区内的居民有七八十个，但每个人活得都像“鬼一样”，白天出门劳作或者乞讨，晚上回来睡觉，谁也不会跟其他人打招呼，每个人都不知道这样暗无天日的时光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当时街上的尸体已经很少了，外地人涌入南京，但每天出去，都能感觉到自己是亡国奴。”施怀庚说，有一次他骑车经过日军军营时，没有下车低头，一个日本哨兵就冲了上来，先拿枪抵住他的脑袋，然后就是两记耳光。

　　只有每天回到安全区的家人身边时，施怀庚才意识到，“自己又活了一天。”

　　1944年，施怀庚的德国老板回到中国，收回了洋行的仓库，施怀庚一家子变得无家可归，远远看到挹江门附近的草屋被夷为平地之后，成了日本军营，这个已是壮年的汉子，跪在地上哭了起来。

　　1937年到1944年，施怀庚在安全区难民营生活了7年，在这7年时间里，他的母亲去世了，但有三个孩子出生，只是苦难仍未结束。

　　这个历经磨难的中国人不知道，曙光已经快到了。

　　每天都坚持锻炼

　　要做“活证据”

　　2006年，如果不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向施怀庚颁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书”，依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沉默寡言的邮局退休职工的另一重身份。事实上，在这之前，除了跟自己的家人，施怀庚和郭惠英都鲜有提起这段悲惨经历的时候，更多闲暇的时候，施怀庚坐在窗前沉默，郭惠英会劝说他，“不要再想了”。

　　“想起来就是一阵难受，就不想说，也不想提。”施怀庚说，1949年解放后，他考进了下关邮局，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似乎他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本设定好的轨迹，因为没有人统计这场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他也尽量不再去回忆，在2006年，获颁“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书”时，施怀庚甚至劝说自己的老伴郭惠英，没有去领取证书。

　　这一切直到2007年，才被彻底改变。2007年，第70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日，施怀庚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获邀参加扩建完成的江东门纪念馆悼念仪式，在这里，他学会了一句话，“记住不是为了仇恨，而是警醒。”

　　这句话让施怀庚恍然大悟，他开始不再顾忌不堪回首的往事，跟遇到的每一个人讲述这段历史。

　　“我曾经跟日本留学生交流过，也尽量跟邻居们说起大屠杀的历史。”施怀庚说，甚至附近有一所小学也想邀请他去给学生讲课，但最终因为生病没能成行，对此，施怀庚很是懊恼。

　　昨天，91岁的施怀庚站在阳台上向记者展示了他的健康这全是锻炼的结果，他甚至叫孙子买来一对哑铃，每天在走路锻炼之余，甚至要举两下。

　　“我要做大屠杀的活证据。”施怀庚说，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越来越少的消息后，愈发坚定了他的想法，老人说，只要保持住健康，他现在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讲述故事和重温往事的机会，“我曾经去看了《南京，南京》，等哪天天气好，我要儿孙陪着我去看看《金陵十三钗》。”

　　历史已经过去，生活还在继续，91岁的施怀庚和与他同岁的郭惠英坐在窗前透过的阳光里，翻看着四世同堂的照片，提起往事，无比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