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司法改革亟需顶层设计

　　铁路司法改革不是铁路检法“两院”简单的移交和接收，在移交过程中，博弈和协调需要一个过程，导致移交进程缓慢，前述专家表示。

　　1983年之前，法院组织法中提到的专门法院包括军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水上运输法院、森林法院等，1983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院组织法和法院组织法进行了修改，上述内容变成了“军事法院等专门法院”，检察院也是如此。

　　最高检察院铁路检察厅原厅长陈振东认为，这导致社会上以为铁路检法“两院”的继续存在已无法律依据，事实上，检法“两院”在“等”内。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郭华建议，在中央政法委落实司法体制改革决定的同时，应当及时总结经验，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是否由相关专门委员会例如法律委、内司委主持立法调研，对下一步如何改革进行立法论证。

　　在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铁路司法机关的设置以《决定》形式作出专门规定，从法律的层面上解决铁路司法机关的设置，并明确人员、编制、层级等问题，郭华说。

　　机构设置是关键

　　徐昕认为，铁路公检法机关从铁路部门剥离，移交地方，纳入国家司法体制，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改革的开端。

　　铁路检法“两院”移交给省级检察院和高级法院管理，表面看只是改变了管理机关，并不困难，但实质上，改革不仅涉及人员、编制、经费保障，核心的问题是移交之后怎么设置铁路司法机关，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郭华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全国有17个铁路局，只有17个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铁路运输检察分院，只能移交到17个省份，其他省份怎么办？像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有的高级法院有，有的高级法院没有，这就带来管辖上的问题，郭华说。

　　以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为例，其改革后并入北京市法院系统，但其管辖的范围却远远超出北京市的范围，还包含河北省和天津市的铁路案件(下辖两家基层院，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和天津铁路运输法院)。

　　一位铁路检察院的检察官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她现在也觉得身份有些尴尬，铁路检察分院是省一级检察院的派出机构，管辖的范围比省检察院管辖的地域范围还大，因为要跟铁路局对应，但实际上管辖的案件数量又很少。

　　郭华指出，由此带来法官和检察官的任命问题。“以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为例，该院隶属上海铁路局。改革后，该院的人、财、物归江苏省检察院管理，而业务上依旧归上海市检察院管理。那么今后该院的检察长是由上海任命，还是由江苏任命？”

　　根据检察院组织法，上下级检察院之间是领导关系，可以由省级人大任命，其设立需要根据对应的法院审级，并不困难。

　　难就难在法院的设置。

　　郭华指出，根据法院组织法，地方法院分为高院、中院、基层院，上下级法院之间是有审级的监督关系，铁路法院的审级如何确定？其对应的人大机关，全部是省级人大、还是地方各级人大？

　　在太原铁路检察分院移交地方的同时，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并没有随之移交。

　　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的张雷冰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因为还没有签订移交协议，没有新进展，所以不便接受采访。

　　郭华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移交之后，保留原有体制，设立专门的铁路司法机关。“这是最简便、最容易处理、最容易解决问题的一种改革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