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我到了最难的时候

　　压力大，精力不济，看不惯的特别多

　　“我到了最难的时候”

　　从1996年3月起，中央电视台推出一档全新的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节目中，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主持人：他长相“有些困难”，说话也难字正腔圆，随意得“如邻居大妈的儿子”，但就是这个两眼一眯、嘴角一弯、微微露出点“坏笑”的男人，倾倒了无数观众。大家给主持人崔永元起了个亲切的称呼——“小崔”。崔永元的出现，让中国人对节目主持人的形象有了新的认识。

　　2012年3月2日下午，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北京朝阳公园附近的一家餐厅里，专访了崔永元。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正忙着为两会准备提案，或许是工作太累，他显得很憔悴。

　　崔永元确实很平民，和他交流没有任何的距离感，无论记者提怎样的问题，无论问得是否有水准，他都非常认真地一一作答。

　　“您想喝点什么？”记者问。“都行，只要能睡着觉的。”崔永元的一句话，让记者想起了他的老毛病，但还是先岔开了话题。

　　如今，“小崔”已变成了“老崔”，但有一点始终没变，他还是那样的言语犀利、敢说真话。

　　迷上了口述历史

　　近几年，大家知道崔永元主持了很多栏目，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只是他工作的很小一部分。他把大量精力，都投入到“寂寞”的口述历史的资料整理中。采访中他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在和时间赛跑，否则耽误一天，历史上就少了一个或几个历史见证人。

　　这件事，要从2001年说起。那年崔永元去日本NHK电视台访问，看到人家有口述历史资料库，据说里面关于中国的内容非常丰富。他试着让管理员找一下张学良的资料。“很快，工作人员就调出一段张学良发表演讲的‘视频’，整整30分钟，时间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即1931年9月21日。张学良在演讲中说：‘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就辞职。’”这段视频，给崔永元很大的刺激。

　　“我很惊讶，日本有海量的口述历史材料，而且很多和中国有关。我觉得中央电视台的历史素材就特别少，想编个片子，什么都缺。我开始很希望台里也能建这么一个，可能是我表述得不清楚吧，大家似乎不知道我想建个什么，也没有人理。”于是，从2002年开始，崔永元就扎进历史堆里，出不来了。他组建了记者团队，采访了电影、音乐、战争、外交、知青、民营企业等六大类，共计4000人的口述历史，先后开办了《电影传奇》栏目，制作了《我的长征》、《我的祖国》、《我的抗战》等一系列专题片。每每谈起那些老兵，他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我的抗战》中有一集讲3对恋人的故事。其中一对，很像《潜伏》里的余则成和翠平，但不管怎么样，翠平后来还生了个孩子，余则成也有可能和妻子重聚。可现实生活没有那么戏剧化，没有那么完美，很多人奉献就奉献了，失去就失去了，他们可能一辈子什么都得不到。我也曾请一位老兵来做客，当人们知道他的经历后拼命鼓掌，老人热泪盈眶，我也是。因为我在想，他这辈子接受的掌声可能还不如我一天接受的多，这就是现实。我们用任何发自内心的方式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敬意都不为过。”

　　崔永元有时也会想，2002年时自己为什么会患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可能大家会说以前我在电视上很光鲜，做口述历史成为了幕后者，会很孤独。其实做起来就知道，这件事意义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