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我到了最难的时候

　　寂寞在于找不到知音

　　在北京怀柔区一个叫新新小镇的地方，有一处不起眼但很幽静的三层楼。里面藏有4000位老人讲述的共300万分钟的影像及文字资料，他们的平均年龄都在80岁以上。这就是崔永元建立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 电影传奇馆。该建筑是他的好朋友、地产大亨冯仑免费提供的。崔永元说，他曾试图说服政府部门或其他有钱的机构来参与做这件事，“可是光试着说服他们就用了两年时间，还没结果。有这工夫，几百个人都采访到了，我干脆就自己来吧。”于是，从没开口向别人要过一分钱的崔永元，厚着脸皮为这事找钱。

　　崔永元成立了一个公司，不花国家一分钱。他认为，拿节目本身去敛财是不高明的手段，他甚至拒绝借助自己在央视的播出平台，为他正在进行的“口述历史”系列纪录片筹集资金，他认为这样太功利。

　　但是，对那些投钱给他的人，崔永元说一时给不了回报。“因为口述历史的工作是收集资料，并不是为了播出。也许要等到100年以后，才会有人认识到这些资料的价值。”

　　2012年2月27日，媒体刊出消息，中国传媒大学与崔永元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并举行签约仪式。据了解,中国传媒大学将提供一座约8000平米的独立大楼,用于建立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和口述历史博物馆,该中心的主要职能是口述历史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等。而口述历史博物馆，将会把崔永元十年来收集到的所有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建成数字化存储检索系统，除了保存、归类整理及永久传承之外，还将面向中国传媒大学全校师生及社会其他学术研究机构或个人免费开放。

　　环球人物杂志：您现在每天都在忙什么？

　　崔永元：忙的都是和口述历史有关的，因为现在我有5个采访组在外面跑，每个月要拿回来200个小时的素材，我们要把这些素材进行分类，要速记、校对、录库，然后找出它的检索方式，做数据化复制……实际上相当于做一个网络图书馆，很庞大的工程。我们要把所有拍的东西录入，以后你打一个关键词，就能检索到相应的影像和文字资料，包括历史图片、图书等等。我们的口述历史素材，都是自己直接去采访的。我们的口号叫“和时间赛跑”，后来发现跑不过，这些人去世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采录的速度。这个工作量太大了，我就决定专心致志做这个事。

　　环球人物杂志：做主持人不好吗？

　　崔永元：不是说做主持人不好，可能我到了这个年龄，精力不够了，18岁的时候，你同时干3件事都干得了，现在不行，常常做事情有应付的感觉，这让我觉得很不好。做幕后的研究工作是我的理想，我也做了10年。我不想这么分着心干，也不能糊弄观众，我们有400多个优秀的电视主持人，有深度的也有200多个，但做口述历史的很少，比较冷门。

　　环球人物杂志：您是不是对做节目太追求完美了，才对自己不满意？

　　崔永元：我其实是看不惯我们做的某些东西，可能开始一两天或者一两个月没看出什么破绽，觉得挺好的，但当有一天你发现它有破绽的时候，就会觉得不好。比如一期片子做完了，还没有播出，就知道它破绽在哪儿，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只能播，这个状态其实让人挺不痛快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做主持人或者传媒人没有归宿感吗？

　　崔永元：首先我没觉得这个行当跟其它的行当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这次我说去专心做历史，大家突然这么关注，我觉得挺奇怪的。难道你们把工作都分成了三六九等？难道在大学里当老师比在央视当主持人能低八等？否则怎么会有这种反应？

　　环球人物杂志：或许大家更关注您是否对电视这个行业感到失望？

　　崔永元：这肯定是有，但是它不是导致我想离开的原因。你以为大学我就能看得上？那里面的学术腐败什么的更厉害。但是你也得想明白，你是去干什么？你是跟他们玩这个去？我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我是到那儿做口述历史研究，所以我只关心这件事。那么你的学术腐败也好，你那些乱七八糟的潜规则也好，别粘上我，我不跟你们在这个系统里玩。但是你也别当着我就玩，我看到了肯定是要说话的，就是如此。

　　环球人物杂志：研究中心的场馆这么大，有其他人投资吗？

　　崔永元：没有，全都是无偿的，都是中国传媒大学免费提供的。

　　环球人物杂志：没有什么幕后集团之类的？

　　崔永元：没有。像冯仑、柳传志、周晓光、刘会等人，都是我们强有力的赞助支持者，但是基本上都是白给钱，没有回报。做历史工作者很寂寞，不是表面的那种，今天有人约你吃饭，明天有人约你喝酒，多得你挡都挡不过来。我觉得那种寂寞是心灵深处的寂寞。寂寞得要死，就是找不到知音，不知道跟谁说，就是这种痛苦，但却有它长久的价值和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