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我到了最难的时候

　　走过想成名混脸熟的日子

　　回想自己在央视的十几年，崔永元如今最留恋的，还是他刚刚进入央视评论部做《实话实说》的那段时光。他也曾虚荣过，对着镜子审视过自己。

　　崔永元说，是先有了《实话实说》栏目的这个团队，之后才有了他。而那个团队，对他影响非常深远。他如今仍记忆深刻，和一批北京文化圈里的著名学者，如杨东平、郑也夫、周孝正、陆建华、邝阳等，凑在北京西城区的绒线胡同的一个小院里，大家抽着烟，争执得昏天黑地，哪个对哪个不对，他就听着，“听得脑袋都大了，因为那是比较高级别的争论，经常听不懂”。等大家侃得差不多了，想起了身边的主持人崔永元。“好！这期节目就行了吧？明白了吧？”他往往还是一头雾水，“怎么就行了？”“不明白啊？”他忘不了郑也夫那个无奈的动作，“拿来一张小纸片，咬着一截特别短的小铅笔头，边想边写，然后说这是一个什么观点，有什么依据，再给我一堆书，让我拿回家看”。

　　崔永元觉得，那个时候就很痛苦，因为看不懂，也听不太明白。他坦言，干《实话实说》以后，天天绷在心里的念头都是“知耻而后勇”。更苦的是，到演播室的嘉宾都才华横溢，不要说对话，能听懂对方说什么就不易，毕竟隔行如隔山。“我向毛主席保证，干上《实话实说》以后，我就没怎么骄傲过。再看看我的同行，敬一丹是硕士，方宏进专攻经济管理，水均益说外语不用动脑子。所以，从新闻系万金油科出来的我，真是一穷二白。”当年央视采用的是“放飞式管理方法”，让一只乳鸽与苍鹰并行翻飞，一争高低，不怕你不喊力不从心。2002年，崔永元患上了抑郁症。

　　环球人物杂志：那时候患上抑郁症，和做《实话实说》有关吗？

　　崔永元：开始评论部的氛围很自由，机会平台都给你，但是你能力达不到。那个团队强化了我很多东西，也教会了我很多。现在想起来，觉得这在电视圈里还是很珍贵的。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郑也夫问我节目做得怎么样，我说剪出来挺好看的。他大骂，什么叫剪出来好看？就应该现场就好看！因为有观众，我们要力求一开始就是真实的，感人的，有价值的。这句话，到现在都时刻鞭策着我。

　　环球人物杂志：后来看到评论，说您在节目中不爱笑了，坐在观众席里沉闷了。为什么？

　　崔永元：我们最初的节目形式是话题辩论，但很快不让做了，变成让受访者讲自己的故事。我喜欢鼓励受访者，让他们有倾诉欲，喜欢表达，把心里话都说给你，这个我会做，对我倒是没什么压力。可是，做的时间长了，受的限制比较多，很多话题都不能谈，选题范围越来越小，那个时候内心挺苦的。最后感觉，可能除了婆媳关系，什么都不能谈。记得当时纳米技术特别风行，动不动就纳米，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辩论的节目，嘉宾是中科院和北京大学的，题目是“纳米不是大米”，但这个节目没让播。我到现在还没想通这个事，我觉得如果国家定了一个产业政策，在电视台播一下这个产业政策就歇菜了，这是什么政策？实际上是相关的人不愿意担这个责任。类似这样的事，出现得特别多，这是我不喜欢的，有些沮丧。

　　环球人物杂志：离开《实话实说》，主要就是因为生病？

　　崔永元：其实当年离开的原因，应该说99%就是生病。你们可能不太了解抑郁症。抑郁症很痛苦的，基本上生活都没办法自理，更不要说做节目什么的了。当然，很多人愿意把它描述成工作压力或者说条件不宽松什么的，但你想想，我1985年就开始做新闻，到做主持人时也已经做了11年新闻记者了，形式都差不多，也不至于因为一个节目就抑郁。这个病是遗传，赶上了，得病的时候万念俱灰，活都不想活了，更没有心思去做节目什么的了。

　　在电视台没有敌人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抗战时期，在美国工作的胡适曾用这句话来描述自己的状况。几十年后的今天，崔永元又用这句话来自勉。虽有酸楚之味，亦不乏激情之志。

　　2003年，病情好转的崔永元又新创了节目《小崔说事》，但并未让人们感到太大的惊喜。外界开始传言崔永元与央视有矛盾，比如因为节目收视率低而被排斥等等，但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媒体制造的八卦。崔永元说他痛恨“公共电视”走向“庸俗化”，他拒绝拿自己的节目跟选秀节目比收视率。“我也不用谦虚，《小崔说事》不怎么样，也没发现比它好的谈话节目，谈话节目整体都比较落魄。”当庸俗成为主流的时候，高雅便成了牺牲品。

　　也可能是到了一定年龄，崔永元说自己想的事情不一样了，不再追求什么高出镜率、在多高的阶层显摆，“对那玩意儿没有兴趣了，到了这个岁数，再加上我做口述历史，我接触的都是这些人，喜怒哀乐见太多了，淡了”。

　　环球人物杂志：外界各种传言，说您要从央视辞职，究竟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