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商人谈中朝边境贸易：暴利时代终结

　　从佳地广场上放眼望去，对岸就是朝鲜最大的边境城市新义州。但这栋写字楼几乎完全被从事货物贸易的中国公司占据，电梯里的广告上印着这些公司的销售范围，从重型卡车、钢材、化肥到家用电器、服装鞋帽、日杂百货。而朝鲜驻沈阳总领事馆丹东领事办公室就设在这栋楼的21层里。

　　过去二十年里，这类中国公司组织的各种物资川流不息穿过中朝友谊大桥，在新义州短暂停留后，被运往嗷嗷待哺的朝鲜各地。作为回报，中国公司从朝鲜换回美元，或者矿产、木材、海产品、药材之类的货物。

　　作为多年的商业伙伴，赵启明、李兴泰都已年过50。一身的名牌服装和闪亮的劳力士手表显示，在过去20年的对朝贸易中，他们都收获颇丰。

　　1993年，这对朋友一同成为了最早一批中朝边贸商人。在此之前，李兴泰曾在辽宁省一家国营进出口公司工作过多年，早年与朝鲜相关部门的接触，为他此后下海从事对朝贸易搭建起了诸多人脉。正是在他的指点下，赵启明也踏入了刚对私营企业开放的对外贸易领域。

　　“差不多有六七年时间，闭着眼睛都能挣大钱。”李兴泰这样形容早期中朝贸易的状况。他有众多引以为豪的贸易案例，比如，1993年，他曾经向朝鲜销售过数十万件国内积压的衬衫，“每件的采购价是一元人民币，销售价是两美金”。

　　在对华贸易的早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朝鲜极度缺乏对国际市场的了解。代表政府的朝鲜贸易商社按照国家下达的采购指标和价钱，直接向中国贸易商发订单。朝鲜至今没有民间商业机构，所有商业行为都被大大小小的国营贸易商社掌控。

　　在李兴泰眼里，早期利用朝鲜信息极度闭塞和中国商品价廉量大的特点，对朝贸易的利润远比中国商人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挣到的都要多。“他们那时甚至不懂得询价采购。”李兴泰说。

　　这样的状况持续到了1998年。这一年，李兴泰向朝鲜出口了一批中国产解放牌载重卡车，“6000美元一台，我能挣到1200美元”。

　　除了高额利润，朝鲜对外贸易的某些方式也令赵启明瞠目结舌。在他印象中，自1994年朝鲜爆发持续多年的粮荒后，其商社曾将国内大量保修良好的机械设备以废钢形式销往中国，以此换取生活物资。

　　这种被赵启明称为“卖血换命”的贸易持续了数年之久，直到在朝鲜不少生产企业陷于瘫痪困境后，才被朝鲜政府禁止。

　　在丹东的中国边境商圈里，在公开场合谈论与朝鲜有关的话题是一种禁忌。除了防范泄露商业机密外，商人们更担心的是“惹上麻烦”。一个未经证实但在丹东商人圈子里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当地某公司老板在饭店里跟朋友喝酒时，聊了些自己赴朝旅游时的见闻，没多久这位老板便被朝鲜列入了禁止入境名单。后来有人向这位老板透露了原因：他那天在酒桌上“说了不该说的话”，而这些话被一旁的朝鲜人听到了。

　　中国驻朝大使馆披露的数据显示，1993年，中朝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已有近9亿美元。但受此后朝鲜经济困难影响，两国贸易持续下滑，到1999年一度降到3.7亿美元的谷底。

　　不过那些在朝鲜政府内部“有关系”的中国贸易商，也能在惨淡的市场里获得收益。李兴泰多年游刃于朝鲜政商两界，早已熟知怎样从中谋利。“那边是计划经济体制，凡事领导说了算。”他说。依靠双方心照不宣的“互惠互利”，频繁前往朝鲜的他总能成为对方的座上宾。他结交的朝方高官中，甚至有人民军的高级将领。

　　十多年前，李兴泰与人合伙在朝鲜投资开设了一间生产润滑油的工厂。李兴泰称，工厂占地两万平方米，“朝鲜电视台还专门播出过工厂开业的新闻”。

　　而赵启明的生意也稳步推进。在国内搭建起齐全的采购体系后，在中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他几乎能提供朝鲜所需的小至苹果，大至卡车之类的所有物资。对他而言，工作的内容很简单：争取朝鲜商社的订单，指派业务员以低价在全中国采购相应物资，然后出口。一车车的货物运出去，换回的是大把的美元或者一堆堆的矿产品。

　　在朝鲜这片神秘的国度里，李兴泰、赵启明成为最早一批成功的掘金者。类似他们的商人的成功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并在朝鲜经济走出泥潭后吸引来更多的中国商人。

　　“进入21世纪，随着朝经济逐渐复苏，双边贸易快速回升。”中国驻朝大使馆这样评价新时期的两国贸易变化。经过1999年的贸易低谷，中朝间双边贸易额在此后十年中翻了近十倍。至2012年，两国间贸易总额已超过59亿美元，其中朝鲜进口额超过34亿美元。

　　丹东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丹东市的各类外贸公司、边贸公司、自营权生产企业已多达2000多家，其中对朝边境小额贸易企业有500多家。而双边贸易也在早期的易货、现汇贸易中新增了加工、转口等多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