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商人谈中朝边境贸易：暴利时代终结

　　在丹东街头，随便找个餐馆老板、出租车司机、酒店服务员打听，对方总有曾经或正在跟朝鲜做生意的亲戚朋友。在当地人眼里，这一度是为数不多的发家致富门路。

　　距离丹东市区20分钟车程的五龙背镇里，住着一位名叫赵永建的失意者。赵永建年近60，能说流利的朝鲜话。只有在喝下几口烈酒后，这名朝鲜族老人才会向外人提及自己在朝鲜的往昔岁月。那是一段曾经志得意满，但最终又梦想破灭的异乡之旅。

　　大约十五年前，利用自己有多位亲戚是朝鲜人的关系，赵永建开始跑起了边贸。与李兴泰、赵启明不同的是，他在早期一度扮演着类似朝鲜矿产经销商的角色朝鲜商社将一车车铜矿粉、铁矿粉乃至稀有金属钼等矿产品拉到丹东，赵永建将其转手卖给国内客商后，留下自己约20%的提成，剩余货款支付给对方。

　　除了矿产品，赵永建也尝试过发掘别的商业机会。例如，他曾与朝鲜商社合作从事废旧电子产品回收利用：朝方负责将从欧美进口的废旧电子产品拆解冶炼，他负责将冶炼出的金属在中国销售。与做矿产品销售一样，这个新业务也没有风险因为“有熟人”，他甚至不需要投入资金。

　　在赵永建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打点”朝鲜商社社长是必不可少的。为此，他经常长时间呆在朝鲜，隔三岔五地宴请合作者吃饭喝酒。他说自己在那个时期“钱挣老了”。东北话里，这指挣了大钱的意思。

　　但像所有国家一样，即便是朝鲜，这里的市场环境也并非一成不变。

　　在李兴泰印象中，2004年左右，随着大量中国商人的涌现，朝鲜商社也纷纷派出代表在中朝间频繁往返，甚至有些人常驻丹东。这类能说流利普通话的代表现在在丹东市里不时可见，他们大多肤色暗黄、穿着色彩灰暗的服装，不少人胸前还别着朝鲜领导人的徽章。

　　除了中国商人，外界几乎没有机会接触这一群体他们只谈论生意，除此之外的话题一概回避。他们有灵活的商业意识，但对于不相干的人，则永远保持着不失礼貌的距离。

　　丹东一间名叫“平壤松涛园”的饭店里经常能见到这类代表。这间朝鲜人开的餐馆地处丹东对朝贸易的最前沿滨江路上。

　　餐馆墙上悬挂着几幅色彩斑斓但略显清冷的风景画，电视里始终播放着朝鲜人民军的军事演习、工业建设取得成就之类的节目。在夜幕里霓虹闪烁的滨江路上，这间餐馆临街的窗帘总是拉得严严实实。

　　3月26日夜里，一位穿着土黄色大衣，戴着茶色眼镜的朝鲜代表走进餐馆，他点了一道菜和一瓶鸭绿江牌啤酒。当电视上出现朝鲜领导人讲话的镜头时，他有时会放下碗筷，走到电视前神情专注地观看一阵。

　　在中国商人眼里，这位安静的代表却是可怕的对手。

　　“通过实地考察和互联网，他们很快就把中国市场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李兴泰说，这些代表与“最擅长价格战的中国人”会合后，彻底终结了中朝贸易以往的暴利时代。

　　赵启明举出了这样的例子：现在他卖出一辆价值39000美元的中国重汽卡车，利润只有150美元，而一条轮胎的利润已经不到一美元。“他们对中国商品的采购价格比我还清楚，甚至把中国政府出口退税的部分都计算在内。”赵启明叹着气说，过去几年中，他是“靠走量才活了下来”。

　　在赵启明那隔成十多个办公桌的公司里，一半的桌面上空无一物。那是他的公司最近几年难于扩张的见证。

　　2007年，赵永建的生意也结束了。在这之前，曾经相处融洽的商社已经很少向他发货。赵永建认为对方是想把更多的利润收归己有。此后，他曾经尝试过与人合作在朝鲜修建批发市场，还曾经投资数十万元尝试在朝鲜开采铜矿，但最终无一成功。

　　对于事业的挫败，赵永建认为没有好的合伙人是重要原因之一。他说自己带去朝鲜跟商社谈合作的人总是“不靠谱，老想着忽悠朝鲜人”，这令对方十分不满。

　　赵永建有些愤懑地称，早期曾有不守诚信的中国商人利用朝鲜人缺乏贸易经验的特点，拿到货后就一走了之。“九十年代，有四个朝鲜人为此被枪毙了。”他伸出四根指头说道。

　　但并非只有中国商人不守信。新华网2001年5月22日曾转载过中国驻朝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对朝鲜市场的分析，其中提到了这样的情况：目前朝鲜贸易公司（均为国营）对我国公司拖欠债务现象严重，自1992年至1996年上半年累计欠款达2.3亿美元左右。

　　赵永建认为，由于以往纠纷几乎都无法得到仲裁，使得中朝商人陷入了彼此戒备状态。

　　除了合伙人，赵永建认为缺少资金是自己的最大障碍。“谁能带来更大利润，朝鲜人就跟谁合作。”这名生意场上的失败者承认，在朝鲜商社彻底终止与他的合作前，他在对方心目中已沦为可有可无的小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