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商人谈中朝边境贸易：暴利时代终结

　　“2010年发生延坪岛炮击事件时，我还有一万件服装在朝鲜生产。”丹东市东丰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丰说，那是让他心惊肉跳的一天，“还好那天没有开战，否则我就亏大了。”

　　2003年，董丰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将自己工厂接到的欧美订单转移到朝鲜，由朝鲜工人完成生产。在这之前，长年为欧美客户做服装代工的董丰已经为工厂的生存绞尽脑汁由于中国市场成本的攀升，他的服装厂已接连数年近乎无利可图。

　　“后来我发现，自己唯一出路就是去朝鲜”，戴着金丝眼镜，到哪里都挎着个公文包的董丰有着敢于冒险的商人气质。下这个决定前，他对朝鲜的了解比普通中国百姓多不了多少。

　　通过朋友介绍，他联系了一家总部设在平壤的朝鲜商社，并很快与对方达成了合作协议：他提供样品和物料，预付对方约30%代工款，对方安排工厂生产，完成任务后交货收余款。

　　朝鲜商社曾安排董丰到朝鲜工厂考察过，董丰形容那里“就像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厂房、设备都比较陈旧”，“环境非常干净，所有物品都摆放有序”。 但除了厂长和技术人员外，他从未有过跟为自己生产服装的朝鲜工人交谈的机会。

　　近几年，董丰每年要向朝鲜发去十万件以上的生产订单，与原先的中国工厂相比，他的生产成本下降了30%。他原先的那家制衣厂已解散多年。

　　每当发去生产订单后，他就得紧紧盯着合作的数家朝鲜商社。而与对方的沟通是让他最感烦躁的事这些商社里通常只有一部国际长途电话，“打电话过去十次有八次占线，接通后，要找的人经常又不在办公室”，董丰说，如果托其他人去叫要找的人，“代价是每分钟八元人民币”。

　　许多时候，董丰得忍受这样的煎熬。“交货时间和产品质量是关键。”他说，如果不盯紧这两件事，出了问题后他无法将损失转嫁给朝方。原因是：为这些损失赔款，不仅会让朝鲜商社计划中一笔收入泡汤，还可能影响到商社领导的仕途而这是对方无论如何要避免的状况。

　　过往碰到这样的事时，董丰宁愿自掏腰包息事宁人。“你要把商社逼急了，可能就再也见不到对方的人影。”唯一令他欣慰的是，与他合作多年后，这类事件已不多见，而且朝鲜工厂发回的服装质量已不在中国工厂之下。

　　董丰一度有过到朝鲜从事高纯度氧化镁提炼的投资念头，但身边朋友的警告让他很快就知难而退。到朝鲜投资的中国人，“都是有背景的人”，他说。

　　李兴泰似乎正是这样的人，在他谈及过往做过的生意里，不时出现位高权重的朝鲜政商人物。据他所言，他当年斥资数百万美元购买顶尖设备组建的那座润滑油工厂，还曾被当时的朝鲜高层领导关注过。

　　但正是这个被他寄予厚望的项目，多年前就已经“黄了”像所有不愿谈论自己在朝经商经历的贸易商一样，李兴泰对往事闭口不谈，只是面有怒色地称，自己“被排除了”，但设备还在朝鲜。

　　2007年，李兴泰曾在朝鲜平壤的羊角岛饭店咖啡厅里经历过这样一幕：在他与一位长期在平壤向朝方商社追讨货款的吉林商人闲聊时，对方突发脑溢血，第二天病逝在回国的火车上。此前对方告诉过李兴泰，自己已经讨了三年债了。

　　因为早年商务活动频繁，李兴泰经常下榻于平壤各个酒店，并因此结识到一个特殊群体长期呆在朝鲜追讨欠款的中国商人。“估计有百、八十人以上”，李兴泰说，这批人往往因讨债无门而处境凄凉。

　　2012年8月，辽宁省西洋集团在网络上发文称，该公司在朝鲜投入2.4亿元人民币的铁矿加工项目遭朝鲜合作方单方面毁约，并指责对方欺诈及恶意将该公司赶出朝鲜。在此事被全球多家媒体报道后，朝鲜中央通讯社罕见地对此商业纠纷作出回应，称中方企业在投资中涉嫌欺诈和腐败，因此需为违约负主要责任。

　　这成为中国商人心里一个巨大的阴影。赵启明说，西洋集团犯下的致命错误是它不应该到朝鲜去投资。“一旦出现合作纠纷，你一家企业怎么可能赢得了朝鲜这个国家？”

　　尽管在对朝贸易中赚到了不少钱，但这位商人形容道，“感觉就像坐飞机，坐的次数越多，心里越害怕。”早年间，他跟李兴泰都有过被朝方商社拖延付款甚至赖账的遭遇。

　　现在，除非是非常信任的朝方商社，在对朝贸易中，他们都要求才用现金结算的方式：卡车把货物拉到新义州后，朝方人员必须先支付货款，而后才能卸货，“否则我们的车调头就回国。”在丹东的边贸商圈里，这是唯一令中国商人放心的交易形式。

　　“成天提心吊胆，说不定哪天就不干了。”喝完最后一口茶，李兴泰拿起手机，起身告别了赵启明。隔着落地玻璃，他脚下远处的中朝友谊大桥上，十多辆装满货物的大型货车正缓缓驶入朝鲜。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