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届三中全会 抓住“三农”不动摇
“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在党的工作中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从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到1998年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召开的55次全会中，有13次专门研究农业和农村问题。与往届研究“三农”问题的中央全会不同，1998年10月召开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研究“三农”问题的第一次全会。这次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纲领。回顾这次世纪之交的农业改革，有一个铁腕的改革者不得不提，他就是朱镕基。
朱镕基，严抓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改革历来是要克服艰难险阻的，改革越深入越会遇到困难。这正如百米赛跑，成绩从15秒提到13秒，相对容易一些，但要从11秒提到10秒，就相当艰难。十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艰难时刻，外有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内有国企改革的困境和通货紧缩的压力。在此情况下，朱镕基走到了台前。在十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7个月，他当选国务院总理，提出了“五项改革”，其中放在第一位的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其他四项是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
新政府组成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工作会议，就是1998年4月的“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会议一开场，朱镕基就提出：“现在的问题是粮食企业的亏损在银行挂账严重。到今年3月底，粮食收购贷款余额是5431亿元，而粮食库存值只有3291亿元。亏损挂账和挤占挪用加起来是2140亿元……现行粮食流通体制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央拿资金，地方管企业，敞开花钱，吃‘大锅饭’。”在这次会议上，朱镕基确立了粮食流通体制“四分开一完善”的改革原则：政企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粮食储备与经营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体制。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随即在全国推广，但遇到了阻力：基层官员不改革、“假改革”。在安徽省南陵县，得知朱镕基要来考察，当地政府官员突击从外地调运1031吨粮食到南陵县峨岭粮站，制造了粮食满仓的假象。“我没去之前，粮库都是空的，后来他们把一些粮站的粮都搬过来，摆得整整齐齐。连我都敢骗，真是胆大包天！”朱镕基公开此事后，全国为之轰动，南陵县的主要领导做了检查，主管副县长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粮食局长被撤职。
对安徽的考察还暴露了一个问题：基层官员不知道改革的重点在哪里。“有一位县粮食局局长对‘四分开一完善’对答如流，但是对当前工作的重点是什么，说不到点子上。”为此，1998年6月，朱镕基召开全国粮食购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确定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是此次改革的重点。“有的国有粮站、粮库对农民卖粮，限量限时，压级压价；有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不好，对水分高一些、自然杂质多一点的粮食，不是扣水、扣杂后收进来，而是让农民拉回去，这样导致农民卖粮有诸多不便，农民不愿受气，就宁可把粮食每斤便宜几分钱卖给私商。”朱镕基说，这导致市场粮价下跌，国有粮食企业的粮食就销不动，越是销不动，就越不愿敞开收粮，最后还不得不低价亏本卖粮，形成恶性循环。
1998年7月，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学习班在北京举办。朱镕基告诉来自全国粮食主产区分管粮食工作的负责人和各省区市计划、粮食、物价、工商和农业发展银行的负责人，从暴露出来的典型案例看，粮食部门、国有粮食企业、乡村干部中的一些腐败分子往往和不法私商串通一气，相互勾结，必须在粮改中严肃法纪。当时，洪水正肆虐全国，朱镕基仍严格要求：“确保粮食安全度汛，决不能发生坏粮事故。”
经过7个月的临阵指挥和反复调研，朱镕基对粮食流通体制存在的问题看得清清楚楚。到当年10月十五届三中全会召开时，中央确定，选择“三农”问题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前期的改革经验被总结到《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形成具体的改革措施：管好粮食收购市场，保证国家掌握粮源；国家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储备和保护价收购制度；国有粮食企业要深化改革，实行政企分开，加强内部管理，减员增效……
根据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此后5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其他农业改革稳步推进。到2003年，朱镕基在他的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中，向下届政府提出了8项建议，“抓好‘三农’问题”正是其中之一。做完报告后，全场的人大代表以近2分钟的如雷掌声表达了他们对朱镕基在总理任期所进行的改革的肯定。这感人的一幕，也长久留在了亿万百姓的心中。
人物简介
杜润生，1913年出生，山西太谷县人，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二·九”运动中任学联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领导中南地区土地改革。1979年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长期从事农村经济的研究并主持起草农村政策文件。
“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还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坚持“三个不动摇”，即：坚持党的农村基本政策不动摇；坚持把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作为整个农村工作的中心不动摇；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不动摇。这“三个不动摇”，是对过去20年农业改革核心思想的坚持和再肯定。这一核心思想中，凝聚着以杜润生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学者的贡献。
杜润生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1981年，时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的杜润生在国务院一次会议上说，中国农村长期实行的集体经济已难以维持，最大的弊病就是把人捆死；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困。当年春夏之交，杜润生率调查组分赴各省考察。1982年元旦，由他起草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成为中央“一号文件”。杜润生说，这是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肯定包产到户。“这个文件报送给中央，邓小平看后说‘完全同意’。陈云看后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直到1986年，中央每年都发布一个关于农业和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均由杜润生主持起草，核心内容是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比如，1984年的“一号文件”中规定：“延长土地承包期，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连续5个“一号文件”让中国农村迎来了第一个重要发展期，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调动，压抑已久的农村社会生产力得到集中释放，农民收入年增长率超过10%，出现了超常规增长。
1993年，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前6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再次肯定了杜润生等人坚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
20世纪90年代后期，杜润生仍带领学生奔波在农村的土地上，调研农村问题。他提出，仅仅是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不够，还要在稳定现行土地政策的基础上，允许土地合理流动，允许农民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这些思考，在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表述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政策，同时抓紧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杜润生一生桃李满天下，他的很多学生现已成为国之栋梁，如王岐山、林毅夫、周其仁等。2003年，在90岁生日时，他说自己还有两个心愿没有完成：“一是再转移1亿农村劳动力到非农产业和城镇；二是恢复农民自己的组织，即农民协会，使农民有充分的话语权。”
岁月流逝、青山不老。十五届三中全会因其对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做出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部署而载入史册，朱镕基、杜润生等人为中国农村改革作出的贡献也将被历史铭记。（王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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