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届三中全会 接过改革关键一棒
改革就是一场接力赛。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勾画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随后1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和社会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当历史的摆钟走到21世纪，十六届三中全会接过了这场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2003年10月14日，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写入战略文本，勾画出中国未来走向的路线图。
新的发展思路呼之欲出
2003年初，国有企业在经历了数年改革阵痛后，正逐步恢复元气，民营企业发展迅速，社会矛盾比较缓和，外部没有太多的干扰，继2002年GDP首次突破10亿美元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突破1000美元……整个社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充满着一种乐观向上的氛围。
广东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经过20多年市场取向的改革，经济成果显著。但就是在这一年的2月份，非典病毒从这里开始蔓延。随着死亡人数的攀升，整个中国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一时间，抗击非典成为举国上下的头等大事。
非典的肆虐，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发展严重滞后的问题。据媒体报道，除一些疫情严重的地区严重缺乏传染病医院，国家“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也很关键，“即使在医疗系统内，医院也所属不同，有省属、市属、教育部所属、军队所属及行业所属等，指挥不顺畅”。这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可以说，非典疫情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全面、城乡发展不协调、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不健全、处理和管理危机能力不强等薄弱环节集中暴露了出来，让核心领导层深刻认识到，当时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鲜明反差，是不全面、不协调的。
2003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考察完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后，突然改变行程，在没有任何清场行动的情况下直接来到广州市最繁华的商业街北京路，走到老百姓中间，近距离给大家打气。随后，他又辗转湛江、深圳、东莞等地走访考察。在听取广东省委省政府汇报工作时，胡锦涛针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
非典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同样受到学术界关注。5月29日下午，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一次座谈会上明确表示，“抓经济不能忽视社会的协调发展，对战略目标不能简单化理解”。他建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能白得了一回非典”，应通过制度创新，健全社会机制，推进整个社会转型。
2003年7月28日，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全面总结抗击非典斗争经验时，胡锦涛第一次用“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概括了新的“发展观”，并且强调：“这里的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
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呼之欲出。
一个月后，2003年8月底到9月初，胡锦涛在江西围绕这一问题进行考察调研。其间，他提出，“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发展新路子，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次将“科学发展观”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联系起来。这一点，成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
胡锦涛逐字逐句修改《决定》
就在抗击非典最紧张的时刻，中央决定，集中一批思维活跃、见解深刻、了解国情、熟悉经济的人，在深入调研和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集中党内外集体智慧，开始起草全会的《决定》，用于指导破解发展中的难题。
2003年4月18日上午，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组长、副总理曾培炎为副组长的《决定》起草组在北京成立。据起草组成员高尚全回忆，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大家对“以民为本”和“以人为本”这两个表述进行了讨论。高尚全认为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曾提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服务”，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也有“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表述，包括胡锦涛说“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讲的都是“民”，所以他主张“以民为本”的提法。但组内有人认为“以民为本”带有政治的内容。经过讨论，最后用了“以人为本”。
胡锦涛多次对《决定》的总体思路、基本框架、重点要点作出指示，询问起草进展。起草组上报的每一稿，他都逐字逐句地审阅，并作了许多修改。8月26日，他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决定》草案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会议过程中，他认真地做记录，不时插话与大家一起讨论。
10月14日，经过4天的讨论、审议，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并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各方面改革的重大举措。
在吴敬琏看来，十六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突破是提出了‘五个统筹发展’的要求”。除了“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余四个统筹，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都是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关的，这实际上就体现了新的发展观。另外，明确提出从管理型政府变成公共服务型政府，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等，也是十分重要的内容。
人物简介
吴敬琏，1930年出生，江苏南京人。1954年从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后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198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次年7月归国。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吴敬琏，理论观点影响国策
吴敬琏一直活跃在中国经济的舞台上，并被一些人称为“政府经济学家”。早在1992年，他向江泽民、朱镕基等中央领导提出《关于计划与市场提法的建议》，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为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国策建言献策。由于长期疾呼市场经济，吴敬琏得名“吴市场”。之后，吴敬琏对“市场经济论”与“整体改革论”进行论证，对政府越位进行批评，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行呼唤，对市场化改革进行推进，并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报告的拟定上，保持了很高的影响力。
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发布后，一些有心人注意到，其中的第11条第38款明确规定，要“全面推进经济法制建设”。具体说来，就是要完善市场主体和中介组织法律制度、产权法律制度、市场交易法律制度等等。这些内容，正是多年来吴敬琏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的。
2000年，吴敬琏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即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警惕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
2002年，吴敬琏意识到，现代市场经济不应只有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还应有清晰透明的市场游戏规则。于是，他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创建了上海经济与法律研究所，在各种场合联袂呼吁法治市场经济。他又得了个新名号“吴法治”。
2003年9月，就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1个月，吴敬琏在某次论坛上作了《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主题发言，重申发展市场经济应该放在法治建立和健全的基础上，否则就会出现打乱仗的局面，变成“坏的市场经济”。
十六届三中全会除了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还讨论了另一个重要议题，宪法修订。这其中，同样能看到吴敬琏的影子。
2003年6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主持召开了一个高层专家讨论会，听取了吴敬琏、江平、应松年、许崇德等经济学家、法学家对修宪的意见。“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吴敬琏提议，简化合并现行宪法第12条和第13条的文字，“取消‘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12条）的规定，代之以‘财产权受到法律保护。国家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征用私人财产时，必须依据合法程序并给予公平和充分的补偿’”。
4个多月后，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第5条采纳了这一建议，将宪法第13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吴敬琏提出的“引进人权概念”，也同样被纳入了修改后的新宪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卢中原曾这样概括：“如果说十四大以前的中国经济改革主要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自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改革，则重在‘创新’，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改革部署意在‘定型’，也就是使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化、法治化、稳定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胡锦涛和作为经济学家的吴敬琏，虽然身份不同，却以各自的方式和视角，为这个定型过程做出了贡献。（姜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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