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届三中全会 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变。30年后，决策者的目光再次聚焦“三农”，谋划未来的农村改革与发展。
这一年的10月9日，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从加强农村制度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农村公共事业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在会议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这三个“最需要”，指出了我国“三农”的发展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彰显了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信心和决心。
深化农村改革迫在眉睫
决策者们为何再次将改革的主题聚焦在农村？这里有一组发人深省的数字：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同期，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至3.33∶1，绝对差距达9646元，为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数字背后，折射的是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农村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农业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水平较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任务艰巨……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大发展，就没有国家的大发展；没有8亿农民的小康生活，就没有整个国家的小康社会。
深化农村改革应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成为决策者们苦苦思索的难题。为此，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深入农村，来到田间地头、百姓家中，关心体恤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为改革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工作。
2007年4月，温家宝前往江西考察。在南昌县向塘镇丁坊村，他和乡亲们拉起家常。“生产中还有什么困难吗？”温家宝向村民们询问。这时，一位养鸭专业户向温家宝反映，农民面临贷款难、贷款额度小等问题。温家宝听后表示，农村小额信贷在农民发展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正在扩大规模，国家会考虑出台相关政策解决这一问题。
果然，向农村注入更多的金融血液，成为十七届三中全会上的一大亮点。会议审议通过的《决定》指出，我国为农民提供的金融服务严重不足，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农民“贷款难”普遍存在。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引导更多的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为此，《决定》提出两个实招，一是在政策支持上实行倾斜，综合运用财税杠杆和货币政策工具，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二是在放宽准入方面，在加强监管和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前提下，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地区性中小银行，大力发展小额信贷，鼓励发展适合农村特点和需要的各种微型金融服务，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
温家宝担任国务院总理这10年间，始终情牵农民群体，时刻关注农村发展，考察调研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曾为农民工追讨包工头拖欠的工资，促成农民工合唱团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对农村留守儿童倾注大量关爱……2012年10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人民大会堂向温家宝颁发了“农民”奖章。这一奖章，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最高荣誉，旨在表彰在促进粮食生产、消除贫困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各国领导人。温家宝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执政理念，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印证了“农民”总理的博大情怀。
人物简介
陈锡文，1950年出生，江苏丹阳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1982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工作，1990年调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994年被抽调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2000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陈锡文，学术观点影响农村政策
陈锡文是我国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有“中国农村政策的发言人”之称。他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他参与起草了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大部分有关农业和农村政策的中央文件，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村发展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针对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2005年，陈锡文发表了题为《要从五个方面着力于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机制》的文章，提出要从根本上建立起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新体制，强调要从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体系、教育、卫生等方面着手，突破农村发展的瓶颈。这些在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都有所体现。十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总体方向，强调大力办好农村教育事业，提出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为新农村建设指明了方向。
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金融安全并称为当今世界三大经济安全，这也是陈锡文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转为商业用地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18亿亩耕地是必须保障的底线，陈锡文则是这一主张的坚定支持者。他以小麦为例做出解释，一旦中国敞开了进口的大门，势必会导致国际粮价大幅上涨，这无疑会助长中国威胁论的说法。所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粮食安全问题绝对不能依靠国际市场去解决，它关系着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陈锡文一再强调，必须要保证粮食需求基本自给。
这一观点同样被高层决策者们所采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成为十七届三中全会关注的重点问题。《决定》部署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重大战略任务，提出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同时，要加快构建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现代农业建设的首位。
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外界流传各种针对《决定》的解读版本。陈锡文曾多次就其中部分误解做出解释。例如，会上关于土地问题有这样的表述：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会后许多媒体热炒“允许土地流转”。陈锡文表示，早在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里就已经提到允许土地流转，2003年3月1日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里有一节12个条款讲的就是土地流转。而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土地承包的政策中，亮点是要赋予农民更充分、更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持现有的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长久不变”这4个字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是送给广大农民的一颗长效“定心丸”。
十七届三中全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加快推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近一步开创了农村改革的新局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石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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