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毛予菲 】
“中国政治文件很重要,很多关键决策的制定与贯彻落实都由文件推动。尤其红头文件,是观察和理解中国政治的绝好切口。”张小劲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如此评价红头文件的重要性。
作为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张小劲研究过不少国内外的政治文件。今年上半年,他又和同事景跃进一起牵头成立了《政治文件与文件政治》课题组。他说,希望人们能从中更好地理解我国政治发展的脉络。
红头文件的起草
什么是红头文件?张小劲随手从办公桌上拿起清华大学《暑假期间教室开放通知》,给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讲解起来。“比如这个文件,抬头是红色的,右下角还配有清华大学行政部门的红色印章,这就是红头文件。”张小劲说,文件一旦加了“红头”,便有不容置疑的权威与合法性。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文件,“红头”是标准配置。
不过,红头文件也有等级之分。张小劲说:“在我国,上至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到省级党委、政府,以及最基层的乡镇和街道等,都有权发红头文件。但因签发部门的不同,这些文件的内容和作用,会有很大差别。文件内容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多个方面。”而他所在课题组的研究对象,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下发的,带有特定文号的,事关重大政治和发展建设等问题的文件。“这些文件都称为中央文件,关系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很有研究价值。”
张小劲一边讲着,一边从电脑里找出中央红头文件,给记者看。“这些重要的红头文件一般有两三万字,要经过预调研、主题调研、文本起草3个步骤,历时半年到一年才能完成。有些要配备专门的起草小组,由特定人员来起草,初稿完成后还要经过多次讨论、修改才能下发。相较而言,地方的红头文件起草过程要快很多,有的文件几天就能完成。有时,领导的讲话、会议纪要就是文件的底稿。”
中央下达的红头文件,下级办公室收到后要做一系列的登记:来文单位,文件字号,题目是什么,送给了谁,哪天接到的,什么时候送出的。有些政策性的文件,还要一层一层发下去。而红头文件的文号,则是从年初第一份开始依次排序的,比如北京市朝阳区发布的文件,就是京朝××号。
文件下发后,最重要的就是学习。这一点,对出生在50年代的张小劲来说,深有体会。上小学时,他正赶上“文革”。那时候,他就坐在机关门前的台阶上,听大喇叭里宣读文件。工作之后,开会学习文件也是常有的事。“一般上级文件来了,领导就会召集大家开个会,把文件念给大家听。这个过程叫传达文件,念文件的人也要忠实原稿,不能随便加话。”张小劲说。
“在研究中央红头文件起草、下发过程中,我们发现,这正好反映了中国政治生活的运作方式。” 张小劲说,中央起草文件,通过广泛调研汇集大量的意见上来,表现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讨论。文件下发,正是政策自上而下的部署和贯彻落实。而每一个重要的红头文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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