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劲：红头文件里的治国密码

　　红头文件与政治生活联系得如此紧密，还要从它的源头说起。

　　从信息传递到治国工具

　　张小劲告诉记者，上世纪30年代，共产党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党内大小事务都由文件规定和规范。那时，文件成为传递战略信息的方式。尤其在长期的地下斗争，惨烈残酷的环境下，党内的多项决策只能通过文件或是口头文件的形式传达到各分支。比较正式的一份红头文件是出现在1942年。当时在延安，无论是元老功臣，还是基层群众，都在学习由22份文件编纂而成的《整风文献》，整风运动在这份红头文件的指导下“火热”地开展起来。

　　“从延安时期开始，起草文件被认为是最核心的权力，毛主席也很重视。” 张小劲说。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文件就是以毛泽东的草稿为基础完成的。“这份文件通过后，他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就树立起来了。”

　　毛主席不仅重视文件的起草工作，对文件制度的发展也有贡献。在机要室工作过的叶子龙曾回忆，一次，他误将一份主席还没审阅的文件，丢进了文件堆。主席要看时找不到，非常生气。后来他们就想了个办法：领导人审阅过的文件，就在自己的姓名处画圈，表示已阅。这样，就能把读过的文件与未读的文件区分开了。这一文件圈阅制度至今还在使用。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共产党政权的巩固，文件也从最初的传递信息，发展为治国工具。之后的“三反”“五反”等运动就是以文件形式开始的。而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化大革命”，也是由一份红头文件作为开端。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审议通过。文件共有十六条，所以又被形象地称为“文革十六条”。文件开篇就表明“革命”决心：“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为配合学习宣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等还刊发社论文章，“文革”迅速席卷全国。

　　据课题组的统计数据，“文革”初期，中央每年下发的红头文件就有上百个。张小劲说，那时的文件什么都管，事无巨细，比如《北京日报》编委会成立也要专门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