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官民之比为1：236，而中国达到1：26

　　虽然政府机构在精减，但吃皇粮的人并没有减少。5年前，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王东进透露，全国共有3300万人靠国家财政供养的人员，其中2500万人是各类事业单位及教育医务等部门的人员，其余800万人是各级党政机关干部。王东进说，精减的目标是让一半官员，也就是400万人下岗。关于王东进最后的镜头是：5年前体改委降格为体改办，到了这一次，体改办干脆悲壮地关门下岗。

　　人比人气死人。中国历史上吃皇粮的人和老百姓相比，两汉为1：945，唐朝为1：500，清朝康熙年代为1：91，新中国成立之初为1：600人，1978年约为1：50，1998年3300万人吃皇粮约为1：36，而今，5年后为1：26。据说，日本目前官民之比为1：236。

　　吃皇粮的人越少，国家财政负担就越少，老百姓就越轻松，但这也不是绝对的。这些年国家也做了一些增加供应皇粮之事，比如军队武警公检法这些强势单位与所办企业脱钩，后边必得有充足的皇粮候着。

　　先前，中国军队确是不经商的。不仅是军队，整个中国各行各业都是泾渭分明的，炼钢铁的绝不会去烧水泥，卖百货的又不会去捣腾蔬菜。军队更不会去抢地方上的事。

　　自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渐渐侵蚀计划经济，一个充满热情却难免幼雅和混乱的时期开始了。前面有市场经济利益的吸引，后面国家的供给日微（即使供给绝对数量增加，但相对整个经济的发展是减少的），军队自觉或被迫地进入了商海。先前沪市领头羊长虹集团便是一例，还还被树为改革的经验。

　　在现代化法治国家，这些强势机构都属于社会的公共部门，履行着国民和社会赋予的专门职责，因此他们也有着特殊权力。如果他们也去经商办厂拼命赚钱，一般平民企业是无法与之争锋的。这种不平等竞争，是市场经济大忌。此理不言自明，古时中国就有“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之说。“养”就是不让兵们自己搞饭吃。“养”就是财政要拿钱。

　　严格说，国家强势机构经商是走了一条弯路，现在要捋直它，这不是国家、军警法或老百姓谁吃亏的事，而是中国全社会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要全体中国人来承担。

　　再比如城市的街道办事处。可别小看这些“小脚侦缉队”，牛得很。街道没有人大政府公检法，但这一切都被办事处一肩挑了。比如罚款，办事处对其辖内机关、团体、商贩、企业，那是一言九鼎，办事处说的就是法，办事处亲自执法，整个一小国之君。正因为此，3年前北京市改革街道管理体制，政企分开，政事分开，街道干部也要吃皇粮。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说过，个人追求利润是对社会的贡献。同样，官员吃皇粮而不是在市场上与民争利，也是对社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