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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年,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在效仿呼吁“像娜拉一样”出走。那一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讲演,他在中国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易卜生未曾解答的问题,并一语道破残酷的现实:娜拉出走以后“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从2009年开始,“逃离北上广”的风潮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媒体们、一些名人们热衷于从在“北上广”谋生计的艰难去诠释这种逃离,似乎那些中小城市就是桃源胜地,口气里也暗含鼓励。然而,在中国各种资源分布都极不平衡的现实下,我们似乎也可以预料到逃离北上广之后的结果:“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逃离,不是理性是无奈

逃离,不是理性是无奈

当初之所以选择北上广,就是对于资源的理性追求

  大多数人都对逃离北上广的趋向表示认可。“选择离开”大有化身为理性回归、民智成熟同义词之势。“逃离”不失为个人与大城市双赢之举。就这样,“无奈放弃”被名曰“理性选择”,“逃离”不再是失败,而是审时度势的观念升华。然而,对大城市的迷恋,真的只是基于观念?须知,人都是依附于资源活着,考虑到资源分配倾斜到无以复加之地步,谁不想留下分羹一杯呢?

资源分布失衡,导致机遇不平衡

  中国是个各种资源(包括就业机会、见识阅历和交际圈等等)分布很不平衡的国家,而这种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必然导致机遇的不平衡,在北上广等核心大城市生活,固然要支付更高昂的成本,但相应地,也能获得更多的机遇。年轻人之所以会扎堆一线城市,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为何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来到北上广,因为这是对于资源追求的理性选择。

资源不“逃离”,只让人“逃离”?

  在大城市扎堆的不仅仅是年轻人,企业、学校、商业设施、交际场所、服务机构……这些当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作、学习、交际、休闲、咨询服务元素,大多集中在大城市,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大规模向外“逃离”;它们不逃离,那些被吸附在它们身边,希望获得更好的工作、更充实的生活的年轻人,又如何会舍得“逃离”?

离开的,可能恰恰是精英

  区域发展不平衡,投资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各种资源优势在一线城市比较集中,这不仅是一线城市人口膨胀的关键原因,也是青年人踌躇繁华都市街头,却迟迟找不到个人位置的肇因所在。资源的丰富恰恰导致了淘汰机制的残酷。而在中国,基于家世的纳斥又往往重于能力的遴选,正因为如此,离开的可能恰是事实上的精英。

纵有千般不是,却有万般好

  对一线城市的政府部门而言,现在头疼的是人口膨胀问题,但是,长安米贵,居之不易,自古如此,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中外皆然,但作为现代化的标志性产物,谁又能忽略大城市那些好处呢?整个社会的资源与资本都在向大城市倾斜,交通、教育、医疗、文化等种种莫不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专家所谓“城市要做的就是尊重他们的决定”,其实显得多么冷漠与无情。

广阔天地未必能够大有作为

广阔天地未必能够大有作为

大城市没前途,小城市就有前途?

  鼓励退居二三线城市、甚至是到农村发展,但问题是,这些地方到底有没有发展?个人的发展与成功固然与个体的努力程度有关,但面对一个青年群体,是否依靠凭借直觉,或者几个个例就可以做出判断来说明这是合理的?早在杨澜劝“蚁族”去二三线城市就业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回击:小城市,要靠爹。资源分配的失衡,中小城市的官僚、人情与僵化的体制,早就决定了一个年轻人的前途。

在中国,能够大量吸纳人才的中小城市并不多

  选择“北上广”为何始终都是年轻人的理性选择?是因为他们的选择太过集中,还是因为选择机会本身就太少?别说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除了那些更像一线城市,并且同样人满为患的许多省会城市外,那种真正适合年轻人发展,并能大量吸纳人才的中小城市,其实并不多。[详细]

小城市和农村的体制问题,比大城市更严重

  对于在北上广艰难谋生的人和企业而言,一些体制上的缺陷让他们感到谋生之艰难。但正如许多企业和个人在解释“为何难也要留下”时所坦言的,这种体制性、结构性的缺陷其实到处都有,而内地、小城市和农村这些开放程度较差的地方,体制问题只会比大城市更多、更难解决。

在小城市买了房子,但没有发展空间,又能怎样?

  在媒体的描述中,逃离北上广最大的理由,是买不起房子,无法在大城市安家。二三线城市的房价固然比北上广深要低,但是,当你回去之后买了房子,然而却没有发展空间的时候,还是等于啥都没有啊。这样的人生,难道就比大城市里的辛苦奋斗更好吗?难道人这一辈子,只是为了买一套房子?

听听“逃离者”的讲述:大城市,我回来了

  *谁愿意背井离乡,但是家里啥都没有,没有机会,没有公平,一片混乱,回去干啥,还不如这里,靠自己还有口饭吃,回家,天天送礼才能保住饭碗,回去干啥啊。[详细]
  *“你相信吗?在老家,我找不到工作。”回老家,房子是便宜,但找不到工作,“我出来这么多年,也没几个熟人了,办什么事都不方便”。张军曾离开北京一年,在老家开了一家超市,但最终无法适应那里的环境,在别人非常规手段的“竞争”下,只好又到北京。对比于家乡,“还是北京好活人”。
  *“在上海,毕竟机会更多。”有几个月,曹洪涛确实想过在县城发展,在当地,他进了一家上市企业,一度做得很投入,但那里慢节奏与低效率,让他有了危机感。“现在是舒服,可老了怎么办?”
  *“离开北京?哪儿那么容易?”梁乐开过公司,经营最好的时候,他看上京北一套高档住宅,当时要1万多元一平方米,梁乐不肯贷款,就想奋斗一两年在买,出乎意料的是,以后几年一直不顺利,房价一天天在涨,在北京扎下根的梦想越来越遥远。如今,他已从老板变成了营业员。“我怎么会离开北京呢?如果回老家,孩子上学怎么办?没有更好的教育,将来他们再来北京打工?”

 
没有资源的合理分配,“逃离北上广”就是个伪命题

没有资源的合理分配,“逃离北上广”就是个伪命题

想留留不下,想逃没处逃,这才是“逃离北上广”的真相

  年轻人被动“逃离北上广”,以及城市坐视不管式的“尊重”,不足以形成人才合理分布与理性流动的良性循环,却只会进入一个浪费青春的死胡同。是在权力、金钱上缺乏话语权的年轻人、外地人被动“逃离北上广”,倘若这样的资源分配结构不能得到根本改变,一个健康的社会、城市流动机制又该如何建立?当然,当下社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是难免的。关键是有关的政府部门,是不是根据社会形势作出相应的对策,如果仅是认为年轻人逃离北广上,只是达尔文的定律在起作用,是不是有点自欺欺人了?

盲目鼓动“逃离”,是对人才资源的浪费

  人才是一种资源,一种财富;既然是资源和财富,就该获得更充分的利用和发挥,而不是闲置浪费。既然许多足以让年轻人发挥专长、才智的公司、企业、部门都集中在北上广,既然小城市和农村暂时缺乏不少专才发光、发热、人尽其才的基础和空间,以“生活成本”为由,盲目地鼓动乃至催促年轻人“逃离”北上广,去做垦荒牛,未必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让人家去,又给不了人家发挥才能的空间,是对人才资源的挥霍浪费。

城市的均衡发展,才能让年轻人走出大城市

  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应该是以特大城市发展为方向的,而是以中小城市发展为方向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均衡发展。但是,即使我们城镇化建设说得再好,没有产业带动永远不可能发展起来。要让大学生愿意走出大城市,就必须让他们能够走出大城市。这就必须解决产业布局问题、产业结构问题、产业调整问题。比如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把一些产业从大城市外移到中小城市?从东部外移到西部?

说到底,留与守,取决于资源分配的合理

  将“逃离北上广”简单视为观念进步,无疑是肤浅的。不假思索为其鼓与呼,更是失之理性。自然有一些人必须离开,但前提是确立公平竞争机制。“逃离”本身不会带来解脱,唯有资源分配更加合理,选择二线城市才会意味着幸福感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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