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教育改革的情结我一直挥之不去

年近八旬的刘道玉，最近频频出现在媒体上。他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因为活动太多，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些吃不消。

几天前，他和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一起会诊中国的国民教育与高校改革。“去行政化”、“从上至下彻底进行教育改革”，是他们开出的几剂苦药。

接受采访时，刘道玉还提出，反对取消高考。他认为，取消高考的直接后果是，学生免试推荐上大学，这会导致“开后门”成风，社会不公成风。

这位曾任国家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武汉大学校长的老人，至今为中国教育的现状忧心忡忡。[详细]

对于文革结束后的恢复高考，刘道玉起过很大作用。

新中国的高考制度是从1952年开始实行的。当时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陷入一片混乱，大、中、小学基本停课，高考取消。

“‘四人帮’搞什么16字方针，所谓‘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录取’。弄来弄去，变成走后门了。”刘道玉曾表示。

1970年，中央出台意见：恢复开办的大专院校，学制要缩短，要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学生。一批政治合格的工人、军人、贫下中农、青年干部……由此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其中就有著名的白卷英雄张铁生。电影《决裂》描述了当时的推荐标准：伸出手来，检查手上的老茧。如果老茧很厚，就有被推荐资格——人们普遍的看法是：这样的人不上大学，谁上大学？

但“基层推荐”与“领导批准”，存在很多人为因素，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一些干部也利用特权招收自己的子女。在文革后的伤痕文学中，此种现象比比皆是。

1976年，文革结束，举国上下百废待兴。经过多次基层调研，1977年6月，时任国家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在一次会议上大胆提出：高等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就要推翻“两个基本估计”——即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充满“阶级斗争气息”的粗暴判断： 17年（1949-1966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17年培养的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推翻“两个基本估计”，这一提法在当时极其敏感，政治风险不可预知。在座者都沉默不语。刘道玉没有同行者。

但历经浩劫后，改革高等教育入学制度已经是大势所趋。不久后，邓小平主持了一次科教座谈会，在座者包括钱三强、周培源、张光斗、苏步青等人。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告诉大家：“我好多年不工作了，中央让我管一管教育和科学。教育是重灾区，怎么管？我想找大家来，听听你们的意见，请你们出出主意，看教育科学工作怎么抓。”

这句话给在座者吃了定心丸，来自高教和科研机构的代表纷纷诉苦，并献计献策。当时建议要进行改革的领域很多，但均无涉及高考。会议结束的倒数第二天，刘道玉与武汉大学代表查全性在私下谈到了恢复统一高考的问题。

最后一天的会上，查全性语惊四座：“解放以前，上大学靠钱，17年靠分（数），现在是靠权，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一个好爸爸。只要你爸爸有权，你就可以上大学。”他列举了数个自己亲身经历的真实例子。

刘道玉回忆，当时邓小平就问了一个问题：“今年恢复来不来得及？”稍后又补充：“看准了的不要等，统一高考从今年恢复。”从查全性讲话到邓小平拍板，不到20分钟。

几百万中国年轻人的命运，由此改变。

“恢复高考制度确实起到了历史的作用，如堵塞升学走后门之风，调动了广大青少年努力学习的积极性，保证大学录取到比较好的学生等等，在当时是必要的。”刘道玉曾表示。

他认为，高考还起到了一个好处——解放了一大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此前，因为盛行的血统论，他们在社会中处处受歧视，与高等教育绝缘。[详细]

1981年，刘道玉成为武汉大学校长。45岁的他，是当时中国高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

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第三学期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年轻的刘道玉，对历史悠久的武汉大学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由此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他还试图对高校去行政化，如撤销政治辅导员，实现导师制。自由、民主、宽容……他的系列改革观念，与蔡元培当年在北大“兼容并包”的思想隔着时空遥相呼应。因此，有人称他为“武汉大学的蔡元培”。

学者易中天那时在武汉大学上学。他记得，学校研究生论文答辩时，学生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校长、书记的家，走到门口敲一下门就可以进去。教员在课上可以畅所欲言。而很多教师都记得，当年全校师生都知道刘道玉的电话，有事可以直接打给他。

理想主义的刘道玉，想把武汉大学打造成一所自己理想中的大学。他在任的八年间，武汉大学师生获得了38项国际水平的奖项，其中有32项是国内首创。

但改革在1988 年2月10日戛然而止——那天下午，刘道玉被突然免职。

一位教授告诉他：“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还有人批评，刘道玉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忽视了遵守“规则”，尤其是官场的“潜规则”。

勇敢的改革者失去了自己的阵地。此后，有人建议刘道玉在黄埔军校原址创办黄埔经济大学，或者在珠海创办高级管理学院。但因为受到种种因素制约，计划最后均不了了之。刘道玉还计划在武汉建立“东方人文大学”，征地已经完成，但一直得不到政府首肯。湖北省教委一位官员曾表示：“别人办学可以，刘道玉办学不批。”

但刘道玉的改革之心仍然未死。“根据多年对高等教育改革研究的心得，我起草了一份创办中国实验大学的方案，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倒是很愿意去实践这一方案。”在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他写道。1992年，《光明日报》内参发表了他《关于创办中国实验大学》的建议。

没有下文。

“中国高等教育弊端是什么呢？我把它概括为六点：一是管得死死的大一统的教育体制；二是填鸭式的灌输教育原则；三是单一学制和狭窄的教学制度；四是单纯以分数高低取舍和评价人才的考试方法；五是大包大揽的学校为社会的小农管理方式；六是单一的非再生式的拨款机制等。在六弊之中，大一统的教育体制堪为弊中之弊，它的大弊端就在于：由一个部门垄断办学，用一个固定的模具把学生铸造成同一规格的产品，导致了‘千校一面‘、’万人一格‘的局面，从而抹杀了人才的差别，束缚了他们的个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他说。

要想改变这一积重难返的局面，恐非朝夕。[详细]

2000年，刘道玉在上海《教育发展研究》上发表文章，提出了“SSR模式”（第一个S代表自学或独立学习，第二个S代表课堂讨论，R代表科学研究）。他认为，这个模式已经回答了“钱学森之问”。他找了几所大学，表示愿意无偿地当顾问进行实验，这些学校都不敢接受。

晚年的刘道玉，越来越潜心于撰写有关中国教育改革的文章：《怎样建成中国一流的大学》、《中国现代化为什么不能产生著名教育家》、《我们需要怎样的大学校长》、《彻底整顿中国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它们在学术期刊和媒体发表后，引起巨大的反响。其中的一句话：“1992年以后，中国教育没有改革，只有发展，教育部是以发展代替改革，不是带动改革”，在网上广为传播。

他成立了刘道玉教育基金会，担任会长。他对中国教育怪现状的批评、对教育创新的支持，也不时见诸报端。

比如高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高考制度解决了入学“公平”的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日益显现。2009年3月，宜昌市秭归一名16岁的中学生因学习压力大，跳楼自杀时被救起。2009年8月，湖北省云梦一中一名高三男生因学习压力过大，留下遗书后自缢身亡。

“实际上，高考制度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和计划经济制度的产物，也是科举考试的翻版。”刘道玉对此一直有清醒的认识。他坦承，作为直接参与、经历和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教育工作者，自己的感受深刻而复杂。

两年前参观武汉枫叶国际学校时，他欣喜地发现，这所民办高中的首届毕业生全部被国外大学录取，其中二十多人获得奖学金——这些孩子中，很多人曾经被传统教育体系认定为“没前途”、“没希望”。但这所学校是中外合办，学生有了不参加高考的底气。

“高考不改不行，改革不在于考和不考，相信现在没有人说完全不要考试。讨论问题的重点在于怎么考？考什么？由谁来考？谁来规定这个录取标准？总的来说，我认为高考改革是教育部放权，教育部可以制定高等学校考试的法规和政策，然后再监督、查处严重的违规者。”他曾对媒体表示。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他发表了给清华大学的公开信，批评其校庆活动大造舆论，邀请名人捧场，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却没有任何一项反思活动。他还举出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的名言“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而非大楼之谓也”，认为清华应当珍惜自己的经验，选拔教育家当校长。

2011年，面对陷入尴尬处境的南方科技大学，刘道玉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原因归根到底在于教育体制的僵化，“朱清时校长任重而道远，教育不解放，他任期内难有大的作为”。但他仍然力挺朱清时，希望主管部门以开明的政策，作为特例认可南科大的“三自”办学权。他认为，如果成功，这将是中国高教发展史上的创举。

在刘道玉基金会网站，有他自述1980年代为什么要改革的一段话——增加自己改革动力的，是胡耀邦当时的话：“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

“教育改革的情结在我心中一直挥之不去。这是我的理想主义。”刘道玉说。[详细]

(参考自相关报道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