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村童年揭秘：黑孩子活在灰地带

距离天安门城楼20公里的北五环外，“废品村”正在拆迁中逐渐消失，今年“六一”，将成为很多孩子在这里度过的最后一个儿童节。

“废品村”全称东小口废品回收集散地，占地数十亩，曾经是北京最大的废品回收市场，登上过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将其当作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之一。

从2003年起，三万多名怀揣“北京梦”的淘金者来到这里，不少人真的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他们在堆积如山的废品堆旁生下孩子，却无暇悉心照料，多数孩子只是以一种近乎野蛮的方式生长着，超生、黑户是普遍问题，自卑和孤独等心理问题也如影随形。[详细]

32岁的黄琴直到第三胎才生下儿子，得知孩子性别的那一刻，她终于松了一口气。

5月28日下午4点，村里的两所打工子弟学校开始陆续放学，她早早侯在学校门口。“有的家里生四个呢!”她用轻松的语气，叙述着自己的幸运。

村里墙头上，随处可见“生男娃秘药”的小广告。

中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个村庄里几乎失效生育2个和3个孩子的家庭占据主流，至少要有一个男孩。“多子多福”是家长们对此做出的解释。

为了躲避罚款，超生的孩子多数没有户口，“黑户”是他们来到世上的第一个身份。“等办身份证的时候再说”，黄琴打算，等到孩子初中毕业时，再托老家亲戚想办法，“(大伙)都这么办”。

有孩子至死都没有等来一纸户口，据北京《法制晚报》报道，上周五村里溺亡一名14岁少年，知情人士透露，孩子属于超生，“只能管上帝去要户口了”。

“女主内，男主外”的中国传统，在废品村里得到了很好的保存。这里的分工很明确，男人在外联系业务，女人在家干点分拣废品的轻巧活儿，或者专职照看孩子，闲余时搓搓麻将。

但对于麻将桌上的女人来说，有时候牌局比孩子重要，“十几天没开火做过饭了”，一位年轻妈妈向记者坦承，自己经常玩麻将忘了时间，好在孩子胃口小，晚上随便吃点零食就能饱。

3岁的小女孩小雨，希望记者为她和妈妈拍摄一张合影，“妈妈，妈妈”，她站在门口，小脑袋透过重重人影，冲最里面反复喊着，但牌桌上始终没有人回应。

小女孩眼中的期待，渐渐暗了下来，麻将和牌的声音，充溢着整座院子，夕阳中，她瘦小的身子显得越发孤独。[详细]

“他们真的很孤独”，大学生志愿者张威曾经在村里志愿服务近一年，他清晰记得孩子们见到自己时，高兴得有些夸张的表情。

即使没有拆迁，废品村的流动性也很大，孩子长大后陆续被送回老家上学，或早早进入社会，参加工作，还有很多孩子，随着父母的搬离，不知去向。

最近几个月的变动尤为明显，“教室都空了”，村里振华学校的老师感慨，昔日坐得满满的十几间教室空出了好几间，散乱摆放的课桌表面，已经积起薄灰。

11岁的霍芮正在为此而郁闷，5月29日下午，她用两把椅子绑住跳绳独自玩着，脸上没有一丝高兴的表情，“好朋友搬走了”，道出原因时，她白净的眼角微微发红。

她最好的朋友是住在隔壁院子的丁宁，昨天刚搬家，“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她停下来，有些呆滞地望着隔壁空荡荡的院子。

“感觉记忆中断了”，对于这种缺失，从废品村走出去的20岁大学生周华感触更深，他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寒暑假回到村里时，他总会觉得失落，儿时的玩伴早就失去了联系。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废品村俨然成为一个独立于北京的小世界——在这里生活的河南人是本地人的十几倍，河南话取代普通话，成为通用语言。

这里一度是北京最大的废品回收集散地，诞生了不少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2008年，美国《时代》周刊以这里为样本，报道金融危机下的中国。

对于村子之外的“首都”，村里人还是觉得陌生，甚至敬畏。黄琴几年前已经买车，但很少开进城，尽管银行存款早过百万，她还是羡慕城里工作的白领，“细皮嫩肉的，一看就是城里人”。

自卑和隔阂在潜移默化中传染给孩子，“我家太破了!”爱穿裙子的6岁女孩小鑫语喊道，她不太愿意邀请小伙伴来家里玩，在家看电视是她最喜欢的事情。

小鑫语的家是货场角落不足10平米的小平房，昏暗、简陋，白天进屋都需要开灯，床上堆满了被子和衣物。即使身家数百万，废品村的老板们多数会选择这样的蜗居，以便于照料生意。开宝马、奥迪的男人，则会在货场附近搭上简易车棚。

担心被司机或其他乘客嫌脏，有孩子连公交车都不愿意坐，废品村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世界。[详细]

在这个世界里，儿童节被定义为仅仅与学校有关的节日“六一”当天，部分班级会给孩子们发放零食，而出了校门，这将只是无比普通的一天。

“没时间”，几乎所有家长都摇摇头，表示不可能给孩子过节，很多孩子对“儿童节”的概念也很漠然长到11岁，霍芮从来没有想过，儿童节应该特别庆祝一下。

基于这样的事实，儿童节当天正常上课，成为村里民办学校的惯例。

而在14公里外的南锣鼓巷，老北京人早早把儿童节的安排搬上日程社区居委会公布了活动方案，邀请所有13岁以下的孩子参加。

“六一”当天下午，社区将放映露天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还有悉心准备的抽奖环节，所有孩子都会有奖品，“希望孩子们轻松快乐地过节”，策划者姬艳钏介绍。

“我来负责通知小伙伴吧!”29日下午，11岁的华思雨跑到居委会，笑嘻嘻地自告奋勇着，这个胡同里长大的小女孩性格开朗，出现时总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儿童节正好是一位小伙伴的生日，“陪她好好过生日”成了小思雨最大的心愿，她们提前排练了节目，计划在社区演出。根据惯例，跑出租的爸爸会休息一天，和理发师妈妈一起，带她出去游玩，“每年都出去，欢乐谷、青年湖公园、植物园……”

废品村的孩子也向往首都的这些美丽景点，10岁的张恩凯希望去动物园看猩猩，8岁的徐瑞琪希望“爸爸妈妈陪我玩一天，去哪里都行”，但，这些心愿都被孩子们藏在了心底，父母忙碌的身影让他们不忍开口。

“我家每天到了晚上就有好多人”，徐瑞琪说，爸爸妈妈开着小饭店，平时总是很忙，连跟他说话的时间都很少。[详细]

废品村的多数孩子有着类似的命运轨迹：废品堆旁出生、打工子弟学校上学、转学回老家或留在北京上职高。

进入公办学校念书，是很多孩子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据北京市教委5月7日发布的“2012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意见”，非京籍学生在京借读需具备父母暂住证、父母居住证明等“五证”，经居住地街道办或乡镇政府审核确认，才可到区县教委确定的学校联系就读。

“一般家庭都做不到”，黄琴称，村里多数孩子被送进老乡办的打工子弟学校，“交钱就能上”。

随着废品村的拆迁，新一轮命运颠簸在孩子们面前缓缓展开。有的跟随父母去了六环外，在废品伴随下继续生活，有的已经被送回老家，成为留守儿童。

打工子弟的未来在何方?不少NGO组织、专家学者都在关注这个话题。根据《京华时报》等媒体的公开报道，2009年，我国已经有2000万流动儿童，北京就有50多万，受户籍制度的限制等原因，他们享受不到和城市儿童同样的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

好消息在儿童节前传出，5月28日，北京多家媒体刊发报道称，今年9月，北京首个公办打工子弟学校将对外招生，预计能容纳1500名学生，小学、初中教师全部由教委委派。

但在废品村里，忙于生计的人们多数还不知道这个消息。[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