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成票：有的因为政策都享受到了，有的是为“听党的话”
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
2012年，王品胜在表决最高检工作报告时，就很痛快地投了赞成票。“我接触过检察院，感觉他们办案、表达能力都挺让人满意。”“非常赞同”去年的最高检工作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的，还有来自内蒙古的农民代表顾双燕，她更多从切身体会出发，来理解报告内容。“我是最基层的农民，关于‘三农’的政策，我都享受到了。”她说，报告里提到的那些惠民政策，确实落实到老百姓身上。[详细]
也有的代表们，不反对的理由是“听党的话”。连续12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申纪兰曾说，“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而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主持人倪萍曾在全国“两会”期间公开表示，出于“不给国家添乱”的考虑，她当全国政协委员多年来，在大会表决环节一直投赞成票。[详细]
反对票：律师、企业界代表是主力军 “两高”报告经常被“反对”
从概率上看，全国人大表决的一系列决议草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往往成为得反对票最多的两份报告。1990年代中后期，“两高”报告反对票甚至一度高达40%，处于通不过的危险边缘。当了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迟夙生曾说，这么多年，想不起来哪一年投了赞成票，记忆中多是反对。她之所以投反对票是因为一起起个案，譬如她代理的违法拆迁案。在她的影响下，周围几个代表也对两高报告投了反对票。和迟夙生类似，在上届人大11位律师代表中，至少还有几位也经常投反对票。
和律师代表一样，数量庞大的企业代表也是“两高”反对票的重要“铁杆”。因为司法不公和执行难，企业代表多有不满。2010年两会，因为头一年邓玉娇案等一系列司法领域的事件，社会对法院系统意见颇多，最高法获得了479张反对票，高过最高检的411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总结说，“两高”报告较低的通过率，存在两方面原因：首先是司法制度本身不完善。第二个原因，则来自司法系统的外部环境，即行政干预较多，包括政法委、各级政府过多干预司法系统办公。[详细]
和“两高”报告类似，预算草案往往也是遭遇反对和弃权较多的。在去年全国人大表决的众多草案中，被投以最多反对票的不是“两高”的报告，而是关于2011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预算的决议（草案）：赞成2291票，反对438票，弃权131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