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姓商人”所代表的是一个怎样的群体?
再度现身:周姓商人摆平“煤事” 打通央企部委
在经历了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落马、四川商人刘汉涉黑、吕梁市长丁雪峰买官卖官等轰动全国的政商案件后,神秘周姓商人的身影,这次出现在了陕北煤田违规私有化套利案件中。
三家民营公司获得陕北580平方公里的煤炭探矿权。过程中,他们突破了国家发改委的总体规划限制,中石油的油气避让限制,国土部的暂停审批探矿权限制。当地盛传,是一位周姓商人为上述公司牵线,获得三个煤田探矿权。3家公司获得探矿权后,随即转让,获利超百亿。“能够打通国土、中石油、发改委等部门,能量绝对不小。”陕西一煤老板说。 [详细]
嫁接政商:类似的“中间人”在中国有很多
在中国,权力周围时常有一批由官员的子女、情妇、朋友、秘书、司机组成的“权力掮客”(即帮助公司老板介绍权力关系的中间人)。例如,一家政府机关需要购买一套价值亿元计算机软件系统,“权力掮客”把这个项目拿到手,多家开发计算机软件的公司从他那里分包一些项目。这位掮客什么也没有做,凭空得到8000万,而辛辛苦苦开发软件的多家公司只能得到2000万。各行各业的项目招标都有权力掮客的作用。中国建设高铁的投入以万亿计,很多企业通过权力掮客丁书苗从铁道部长刘志军那里取得项目,丁书苗也就成了大富翁。
天然掮客:周姓商人的能量 源于他的特殊身份
成为掮客的难度,取决于和掌权者的距离远近。难者如丁书苗,苦心经营十几年,甚至连官员的衣服都帮着洗了,才有了在铁路系统呼风唤雨的能力。而最容易成为掮客的人,莫过于官员的子女,血缘关系让他们有“得天独厚”的掮客基因。据媒体公开报道,周姓商人之所以能玩转政商,黑白通吃,和其父位高权重有着直接关系。
什么造就了“周姓商人”们?
需求:国内国外都吃香
掮客的产生有其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权力寻租需要中介。“有钱没地方送、有人送不敢拿”,行贿人与受贿人彼此的不法需求是形成腐败掮客现象的根本原因。腐败的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需要腐败掮客作为中介桥梁进行联络和调剂,依靠掮客的“熟人关系”,实现行贿者和受贿者人际关系上的资源交换。不仅国内如此,国外研究机构,甚至大企业和行业协会也很青睐收买利用中国高干子女,以获得更多商业合同和政经情报。[详细]
信任:自家人办事最放心
权钱交易很像黑市买卖,交易双方都时刻担心“见光”,这就决定这种“生意”只能在互相熟悉、放心的“圈子内”进行。中国向来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传统,大家抱着互相纵容的态度,明知有错却还姑息养奸,甚至为虎作伥。一些官员为了逃避法律制裁,并不直接收受贿赂,而是通过其信任的人间接受贿,其子女亲属无疑是最佳人选。成为权力掮客的官员子女往往从被动地帮助国家工作人员接受贿款转变为主动地为其寻找权力出售的对象。通过他们的居间运作使贿赂犯罪行为网络化,政府官员通过中间人“曲线贿赂”,行贿人通过中间人购买权力,形成三方甚至多方模式,这使得贿赂犯罪更难以被察觉。
传统:中国人不信规则信关系
再者,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 “关系”思想根深蒂固。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朝中有人好办事”、“没人办不成事”,人脉是关键,“关系”最重要,办事情找熟人、托关系成为潜规则。这成为培养腐败掮客的社会土壤,为其存在提供了市场,从而进一步破坏规则秩序,使得“掮客”的公信力不断增强。[详细]
权力:行政干预越细 掮客角色越重
而让高官子女们成为“政商掮客”的根本因素,仍是不受控的权力。有数据说明,在高官腐败案件中,与“行政审批权”有关的案件要占到60%以上。批项目、批地、批上市公司,都为某些腐败高官带来滚滚财源。大量事实说明,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干预越深越细,“权力寻租”空间可能就越大,高官子女成为“政商掮客”的可能性也就越高。[详细]
斩断权力经济,“周姓商人”也就没了神通
权力经济让社会陷入恶性循环
在权力经济中,没有公平交易,没有平等竞争。财富向有权的人和与权力有关系的人集中。权力具有强大的吸金优势,权力中心是填不满的吸金黑洞。由于权力不受制衡,权力腐败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权贵集团固守自己的利益,使社会阶层固化。权力世袭、财富世袭,中下阶层的人很难有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社会不公正的现象使人难以容忍。“仇官”和“仇富”的社会心理不断积累。[详细]
隔绝权力与市场 方能收了“周姓商人”的神通
消除滋生腐败掮客的土壤,关键在于规制权力,使其丧失寻租市场。让“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坚决杜绝领导干部随意干涉微观经济活动的行为,尽可能地压缩其权力滥用空间;以公平、平等为原则,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公权力”和“市场力”之间建立隔离带,防止权力进入市场成为获利的资本;通过具体详细的规则,形成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监督,瓦解“掮客”与“宿主”间的利益共同体关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掮客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