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的日子里，爱泼斯坦多次深入抗日前线和根据地采访。到了1944年的5月，爱泼斯坦还作为中外记者团的一员，来到延安采访。在这次为期近半年的采访活动中，他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

　　而且，经过爱泼斯坦改写，新华社在延安向全世界播发了第一条英文新闻稿。

　　到了1945年，在同行中已经颇有名气的爱泼斯坦前往美国，任纽约《联合劳动新闻》总编辑，一去数年。

　　让爱泼斯坦遗憾的是，他没有亲眼看到新中国的成立；而让他兴奋的是，他却能为新中国做点什么。1951年的夏天，爱泼斯坦和夫人邱茉莉克服了重重阻力，先由美国转道波兰，再从波兰回到了北京，参加新中国的一份对外宣传刊物——《中国建设》的创刊工作。

　　这一来，爱泼斯坦就变成了真正的“中国人”，在1957年，周总理专门批示，同意爱泼斯坦加入中国籍；到了1964年，爱泼斯坦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期间，爱泼斯坦同样未能逃脱厄运。“文革中很多‘红卫兵’组织请我去参加他们的集会或者在会上讲话，希望借此显示国际上是同情中国这场革命的。对于这类邀请我一般都会参加，只有一次我拒绝了——有一群红卫兵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邀我同去……”

　　因为爱泼斯坦的这次拒绝，为自己招来了厄运。不久，他和夫人邱茉莉被“四人帮”冠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北京秦城监狱，一关就是5年。

　　即使遭遇了不公正的对待，爱泼斯坦仍坚定他的信仰，他在自己的回忆录《见证中国》当中写到：“我从没有想过把离开中国作为一条出路。到了国境的那一边，在怀有敌意的新闻界面前，捶胸顿足地背弃我长期的信仰，然后在资本家的餐桌上赴宴享乐，这是我曾说过的抛下红旗、表示‘改悔’的逃兵表现。我对自己起誓：我永远不会那样做。”

　　直到今天，这位年过九旬的传奇老人，普通一兵，还在为着中国的事业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