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敌后前线，看到

　　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在延安访问了刚一个月，便向他们各自的报刊、新闻社发出了许多有关边区的电讯和通讯，把事实真相告诉了全世界，戳穿了国民党的种种谎言和诽谤。记者团的国民党领队谢保樵眼睁睁地看着外国记者在延安多采访一天，国民党就多受一天无情的挞伐，他忍受不了客观事实和真理的煎熬，于是提出尽早结束在延安的采访，从速返回重庆。而爱泼斯坦等6位外国记者中除夏南汗神父外都表示坚决反对，并提出一定要深入敌后前线访问，亲眼看一看八路军是怎样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谢保樵无可奈何，只得悻悻然于7月中旬提前带着中国记者和夏南汗神父返回重庆。　　

　　在延安采访告一段落后，爱泼斯坦、福尔曼、斯坦因、武道和普金科5位外国记者赴华北敌后前线访问。中共中央领导人做了周详的安排，派柯伯年、凌青、李绍棠担任翻译和护送人员；为每位记者发了一套缀着八路军臂章的军服，一把自卫手枪和一匹健壮的坐骑。他们于8月中旬的一天离开延安，开始翻山越岭，向晋绥抗日根据地行进。途经陕北最富庶的绥德城，接待爱泼斯坦一行的是中共绥德市委书记杨拯民。他是被蒋介石囚禁在贵州的抗日爱国将领杨虎城的长子。爱泼斯坦对他和当地的抗日统一战线政府进行了采访。政府的官员中，不仅有当地的地方士绅，甚至还有国民党军的前旅团级军官和清王朝的遗老。他们同农民、工人的代表，以及共产党员、红军老战士一道为抗战工作。爱泼斯坦在一篇通讯中写道：“所有这些人都说，他们现在有一个廉洁的政府，他们在政府的工作又满意又有成效。问到现在和过去的政府有什么不同，他们用不同的话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现在民主多了，政府是由人民管理并为当地人民办事，而不是只要本地老百姓纳税的外在的累赘，生产大有增长，繁荣昌盛。”

　　离开绥德，爱泼斯坦一行沿着无定河河谷前进，经米脂到佳县东渡黄河，进入晋绥抗日根据地。爱泼斯坦和福尔曼、武道3位记者（斯坦因留在延安写书，普金科在途中受伤留在了绥德），还有国民党宣传部的一位官员张湖生及驻延安的美军军事观察组的梅尔文·卡斯伯格少校一起在晋绥抗日根据地访问，历时七个星期，行程1600多公里，其中有半个多月是在八路军的敌后战场。

　　晋绥抗日根据地是延安联系各敌后前线主要交通线路的必经地区。它西起黄河，东至同蒲铁路，与晋察冀接壤，南依汾阳—离石公路，西北到达平绥（北平—绥远）铁路的终点包头，北面延伸到大青山和蒙古大草原。当时，除了黄河沿岸，整个根据地都被日军包围着。还有其他的封锁线横七竖八地穿过根据地，日军企图将它分割开来，用“蚕食”战术逐步侵占。然而它却像铜墙铁壁般屹立在敌人面前巍然不动。敌后——事实上在敌人的包围中。

　　爱泼斯坦一行到达晋绥军区司令部，这里距离日军只有一天的徒步行军路程。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接见了他们，并由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陈漫远向他们介绍了当前的军事形势。接着，吕正操征询爱泼斯坦等人的意见，问他们想去哪里,想看什么。他们一致的要求是亲眼看一看八路军如何真枪真刀地与日本侵略者作战。

　　吕正操、陈漫远立即铺开地图和记者们一起研究，最后决定去晋绥根据地东南角位于山西省的第八军分区。这里是一个呈圆形的，半径为35—40公里的山区，人口20余万。它的四周布满日军据点，碉堡林立，相互都在射程之内。吕正操说：“我们现在正在进攻。从这一地区由里向外打，目的是摧毁敌人的封锁线，解放那里的50万人民。我保证你们在那里能看到想看的东西。”

　　爱泼斯坦一行在晋绥军区司令部驻地访问了4天后，吕正操指定在军区训练团完成培训任务要返回敌后前线的两个连队（有200余人）与外国记者同行，护送他们奔赴第八军分区。他们平安地走了几天，来到日军控制的从岚县经离石去汾阳的公路附近。他们原计划夜间穿越两个伪军据点之间的某个地方，通过封锁线，后来，为了使外国记者更安全，护送部队的指挥员决定进行一场战斗，摧毁这两个据点。他先派几个战士乘着夜幕割断马坊镇碉堡外封锁沟上的拉索，吊桥一落下来，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战士们冲过吊桥发起攻击。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困守碉堡的50名伪军就投降了。然后，押着被俘的伪军军官来到另一个碉堡喊话，叫守军不要抵抗，否则八路军就要消灭他们，这些伪军也立即投降了。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看到八路军如此神速地拔除了前进道路上的两座碉堡，惊叹不已。这样，他们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大白天通过了封锁线。

　　一路上，爱泼斯坦一行看到所有的村庄都被日本侵略军进行过一次又一次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扫荡破坏得成了一片片废墟，老百姓逃进山里，挖出窑洞居住。在一条土地肥沃的山谷中有几个村庄。就在几个月前，日军突然冲进山谷，烧毁了所有的村庄，屠杀了1000村民中的300人。爱泼斯坦一行采访了幸存者，他们愤怒地讲述日本鬼子烧杀、奸淫、掳掠的残暴兽行。听了村民的诉说，爱泼斯坦对中国老百姓痛恨日本侵略者，全心全意地支持八路军就毫不奇怪了。

　　在一个乌云密布、山雨欲来的早晨，爱泼斯坦一行离开第八军分区司令部跟随部队向南出发，部队由分区政委罗贵波亲自率领。

　　八路军战士们全副武装，带着步枪、机枪、掷弹筒、弹药等装备，排着整齐的行军行列，从容地前进。

　　第二天傍晚到达最后的峡口。他们从这里俯瞰着肥沃的平原上快要成熟的庄稼在风雨中摇曳，日军盘踞的汾阳城就蜷缩在不远的山脚下。由城墙围着的汾阳城有两万多人口，这里是日军在山西占据的战略要地之一。城内驻扎着一个营的日军，约400人，附近据点有300多人，还有伪军约700人。

　　爱泼斯坦一行随部队在村里睡了几个小时。将近午夜时，罗贵波让记者们把坐骑和行李留下，轻装加入到战士的行列中，连夜行军翻过一座小山，进驻离汾阳城约有10多公里的一个村庄。罗贵波召集各部队指挥员布置了战斗行动计划，命令于凌晨3点发动进攻，要摧毁敌人飞机场的设施和附近的发电厂及东门外的汽车站和火柴厂，以驱使日军出城，这样我军可与其平等交战，然后猛攻汾阳城。

　　罗贵波把爱泼斯坦等记者安排在一个山顶上的观察所。一排警卫员早已到达山顶，保护记者们的安全。

　　凌晨3点钟，爱泼斯坦等人听到枪声大作，接着看到火焰从三处地方腾空而起，战斗打响了。午后不久传来报告，战士们烧毁了机场的设施，并在跑道上埋了地雷，以免日军飞机增援；也破坏了发电厂和汽车站。但在火柴厂，战士们遇到的抵抗比原来的预料要强得多。因为天快亮了，战士们只好撤退，以免暴露在城内敌人的机枪和炮火之下。战士们隐蔽在离城两三公里的一个小村里，等待日军出现。如果日军不出城，就在晚上再次出击。天黑以前，爱泼斯坦一行参观了村里的地道。地道有1.5公里长。地道入口在一间被废弃的窑洞里，地道由一系列垂直和呈倒U字形的结构组成，当地民兵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它的结构、历史和各种秘密防御机关，以及如何在地道里巧妙地与敌人作战、周旋。

　　爱泼斯坦一行目睹八路军、游击队和民兵相互配合，连续三个晚上攻击汾阳城郊区，终于烧毁了火车站、机场、电站和一家火柴厂，拿下离城门不远处的 一个碉堡。在这次战斗中，八路军从几个方向调来优势兵力，包围了汾阳城，但虽经三夜的连续攻击，守敌始终龟缩不出。

　　爱泼斯坦等人还利用缴获的日本军信纸信封，以外国记者的名义集体写了一封信给日本昭和天皇，用记者们所目睹的事实说明日本皇军在中国军民的抗战中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信上写明由汾阳日军司令官转呈。当地游击队答应把这封信投入敌军邮箱。

　　三天之后，爱泼斯坦一行告别了罗贵波率领的部队向北走，去观察王长江司令员指挥袭击位于汾河谷地上的娄烦镇的战斗。八路军在这里已把两个日军据点分割包围，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成员在夜间用喇叭喊话，据点里的300名的日军和伪军依靠坚固的碉堡防守，不愿投降。王长江司令员决定挖坑道通到碉堡下面爆破。八路军事先派一个小分队去破坏了日军的电台天线，使敌人不能用无线电请求援兵。民兵和游击很快把坑道挖了到碉堡下面，埋下炸药。第二天晚上，爱泼斯坦一行在另一个村宿营时听到猛烈的爆炸声，得知碉堡已经炸毁，战斗取得了胜利。

　　爱泼斯坦一行看到，这两次战斗中当地老百姓都组织起来为八路军运弹药，送食品，抢救伤员，抬担架。双方的伤员都逐村由担架队护送到后方治疗。日军俘虏受到人道待遇。他们还发现参战的八路军、民兵和游击队对敌军每个据点的情况都了如指掌，都是由为敌人服务的杂役、劳工和小贩们提供的，而敌人的信息则非常不灵。

　　爱泼斯坦在战地通讯中写道：“八路军为什么能够用这种方式作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同人民保持了密切联系。民兵、游击队和正规军在所有战斗中都密切配合，有时以民兵为主，有时以游击队或正规军为主。村政府、群众团体和民兵经常不断地提供消息，使我们确切地了解所处境况……”

　　“我们通过这次战地访问，对于共产党的军队和当地居民在华北和华中各地对侵略者所进行的人民战争的性质、深度和形式，都获得了具体的了解。”

　　爱泼斯坦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此地的战斗妙极了——军民的战斗都一样。每一天都越来越令人振奋，富有教育意义，令人十分愉快。”

　　在敌后，爱泼斯坦经常看到八路军的政治工作人员不仅向部队的战士们和当地老百姓及时宣讲欧洲战场盟军解放法国，苏联红军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等胜利消息，还在一些村庄里张贴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毛泽东及蒋介石的画像，在墙壁上用白灰书写诸如：“庆祝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拥护四强宣言”之类的大字标语，这反映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的确是把自己看成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一员。

　　美国空军在中国战区执行打击日军任务时，有的飞机被击落，曾有十几位跳伞落在敌后的飞行员被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和老百姓营救。在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曾特地写信给朱德和彭德怀表示感谢。爱泼斯坦在晋绥军区司令部访问时，就曾亲自见到在山西省最北端的黄河岸边获救的一位美军飞行员约瑟夫·巴格里奥上尉。这个美军飞行员向爱泼斯坦讲述了他如何在老百姓和八路军帮助下死里逃生的经历，还讲了他目睹八路军和游击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日军的故事。爱泼斯坦立即写了一篇美军飞行员在敌后获救的电讯发给美国《时代》周刊，但是在重庆的美军新闻检查官却以所谓飞行员通过敌占区的逃生路线必须保密为由，把包括爱泼斯坦的电讯在内的关于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在敌后援救被日军击落的美国飞行员的报道统统扣发了。为此，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政治顾问谢伟思提出了强烈抗议。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气愤地写道：“他（爱泼斯坦）的有关在陕北共产党根据地见到巴格里奥上尉的一篇报道，已经彻底被美军新闻检查官给‘枪毙了’”，并指出，“关于禁止登载美国飞行员在共产党控制地区获救的报道，不利于今后继续安全营救我们的飞行员，它等于我们帮助国民党对广大人民隐瞒有关共产党的实力和作用的真相，这一行动影响了我们的广泛利益。”他还强调，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并非敌占区，多次营救美国飞行员，“这对敌人来讲已不是什么秘密。”

　　敌后军民营救美国飞行员的事情可以充分说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是可以信赖的盟友。爱泼斯坦在给妻子的信中指出：“压制这些新闻报道在美国军方及非军方机构的某些人中还有某种政治意图。这些人渴望讨好蒋介石，而他们自己又有反共偏见。”

　　通过在敌后对八路军的观察和了解，爱泼斯坦得出结论：“无可置疑的是，这些五年来被外部世界认为是神秘莫测的部队是抗日战争中优良的、有价值的盟友，给予他们支持——如同给予南斯拉夫解放军支持那样——将会极大地加速胜利的到来。”

　　爱泼斯坦和其他几位外国记者在延安和敌后访问了五个月，写了大量生动翔实的通讯报道，被欧美国家报刊广泛登载。他们粉碎了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和谎言，使国内外人民看到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一片生气勃勃的新天地。

　　身在美国心系神州

　　为新中国奋斗不息

　　爱泼斯坦在延安和敌后访问了五个多月之后返回重庆。国民党当局对中共和八路军的态度依然是老样子，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为了避开国民党为外国记者报导中共情况设置的重重障碍，直接地、广泛地把中共领导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告诉欧美人民，爱泼斯坦和妻子邱茉莉决定暂时离开中国，到美国去。他在延安时写给邱茉莉的信中说：“假如签证办下来，我们很快就会动身。有那么多需要带走和我们共同分担的东西。要写一本书。然后我们再次去英国。这样安排不错。最后我想我们还是回中国。”

　　1944年末，爱泼斯坦怀着对延安的无限眷恋和还要重返中国的愿望，和妻子一起离开了中国。临行前，他们到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即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告别。在爱泼斯坦十分关切地询问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前途如何，是否会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时，周恩来爽朗地回答说：“是的，不管有他（指蒋介石），还是没有他。”爱泼斯坦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中国各阶层人民必将团结在中共的周围，争取民族独立和进步。这不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如果他们反对，他们就将被抛弃。爱泼斯坦牢记着周恩来的话，在美国居留的五年中，时刻关注着中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之间的大决战，坚信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爱泼斯坦夫妇搭乘美国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的运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途经印度、英国，然后赴美国。

　　爱泼斯坦在印度逗留了两个月。在印度进步人士的帮助下，他把访问延安的通讯汇集成《我访问了延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西北解放区目击记》一书，由印度共产党主办的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有100页左右，书中有他从延安带回的、有特别说明文字的木刻版画。在书的序言中他指出，“边区人民为建立新型民主而斗争，他们为整个亚洲点亮了新的道路。”美国著名评论员李普曼也著文说，中国敌后根据地得到世界的好评，是同外国记者的报道分不开的。

　　1945年初，爱泼斯坦夫妇乘“达尼丁城堡”号海轮到达英国。邱茉莉的母亲专程到伦敦迎接他们，爱泼斯坦首次见到了岳母。他们下榻在位于大英博物馆和伦敦大学附近勒塞尔广场的帝国饭店。由于德国的飞机和V-2火箭常常来袭，帝国饭店跟别的建筑物一样受到损毁，许多炸碎玻璃的窗户上都用木板挡着，显得陈旧不堪。

　　在英国，爱泼斯坦除了同邱茉莉一起到她的家乡约克郡北部短暂地拜访亲友外，他这个第一次来到伦敦的人没有时间和兴致参观他在地理书本上读到过的伦敦塔、伦敦桥、温莎宫、汉普顿广场、圣保罗大教堂、画廊、博物馆……而是以全副精力关注着正在激烈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和忙于向人们介绍中国，特别是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的敌后抗战情况。爱泼斯坦在英国最早成立的一个旨在声援和宣传中国抗日的民间组织——“中国运动委员会”和进步人士的支持下给英国的左派报刊《劳动月刊》、《雷诺兹新闻》撰写了许多文章，多次应邀公开发表演说，介绍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及敌后战场的亲身经历，并展出了他在延安时毛泽东所赠的石印版画像、朱德送的缴获日军的手枪（朱亲自给他开了一个“手枪的来路是正当的”证明字条）、反映边区军民战斗与生活的木刻版画等实物。他还应邀在英国（BBC）广播电台做过一次广播演讲。所有这些活动，都在英国广大公众和上层社会人士中引起了极大兴趣和热烈的欢迎。

　　1945年初夏，爱泼斯坦夫妇乘“埃克塞特城市号”英国轮船，横渡大西洋，抵达美国，在那里度过了五个春秋。他们身在大洋彼岸，然而他们的心却时刻同中国，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

　　爱泼斯坦夫妇到达纽约后住在时代广场附近一家老旧的克拉里奇旅馆里。在美国的第一天早晨，当爱泼斯坦一觉醒来，打开旅馆侍应生送来的报纸时，只见在醒目的粗体大标题下报道了一条《亚美》双周刊（这个刊物经常刊载有关亚洲事务的文章，爱泼斯坦曾为它写过关于中国的文章）的老板贾菲（自称是乌托邦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国务院外交官员谢伟思（爱泼斯坦在中国结识的好朋友，曾在驻延安美军观察组工作，他公开主张美国在打败日本的最后战斗中，应与包括中共领导的军队在内的所有中国武装力量合作，并希望美国与未来的民主、统一的中国建立良好关系）、罗思（海军情报官）、拉森（国务院官员）、盖恩、米切尔等6人，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以所谓“共产党间谍”的罪名逮捕的消息。虽然不久后美国政府不得不宣布谢伟思等人无罪，但却对他们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对爱泼斯坦夫妇来说，到达美国后的第一个早晨是十分阴暗的，这一事件是后来在美国掀起的反动的麦卡锡主义的预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倚仗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积极向外扩张，企图称霸世界。控制中国则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杜鲁门政府一方面大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企图扑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斗争。另一方面，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大肆污蔑诽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迫害同情中国人民、主张与中国人民友好的美国进步人士，如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海伦·福斯特等。爱泼斯坦夫妇在美国的几年里始终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视。

　　为促进美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事业的了解，爱泼斯坦勤奋笔耕，撰写了大量文章和著作，计有1945年发表的《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和人民》、1946年发表的《这就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1947年发表的《什么使中国学生行动起来》、1948年发表的《中国劳动界的主要倾向》等等。1947年出版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他摆出大量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事实，令人信服地分析了中国的前途，指出任何阻挡中国革命力量取得胜利的潮流都是徒劳的。当时尽管有许多外国评论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在美国期间，爱泼斯坦担任《联合劳动新闻》的总编辑，并参加了美国进步团体“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的活动，担任顾问。邱茉莉是该委员会刊物《远东聚焦》的编辑。他们和同情中国人民的卡尔逊、斯诺、史沫特莱、福尔曼、斯坦因等一道，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爱泼斯坦多次参加了与美国右翼反对派人士面对面的辩论。他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邀请，平生头一次接受电视采访。他还直接向美国工会听众发表演讲，指出：美国“干涉中国只有使大财主得利”。

　　爱泼斯坦时刻关注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1947年，他在美国《星》刊上发表了《谁将在中国内战中获胜》一文，1948年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了《党和军队的资深人员叛离蒋介石》，向美国人民指出，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必胜，蒋介石国民党必败。

　　1949年10月1日，爱泼斯坦夫妇一直守在收音机旁收听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消息。他们听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礼炮声中传来了《义勇军进行曲》的高昂曲调，爱泼斯坦无比激动。听完广播之后，爱泼斯坦拉起邱茉莉冲出家门，跑到纽约时代广场的一家录音棚里，他引吭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录制了一张《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作为他们庆祝新中国诞生的最好纪念。在当月出版的一期《东亚聚焦》封面上，赫然刊出了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它在美国的读者中引起了轰动。爱泼斯坦指出，这极可能是当时在美国的刊物上出现的第一张新中国国旗图片。

　　爱泼斯坦奋笔疾书，陆续发表了《中国的新政府》、《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已成为世界外交格局中的一大要素》、《人类的四分之一》等文章，阐述新中国的诞生对亚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划时代意义，坚决主张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针对美国推行对新中国敌视和封锁的政策，爱泼斯坦夫妇参加了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在全美国范围开展的与新中国保持和平、友谊和贸易的签名运动及各种促进中美人民友好的活动。

　　爱泼斯坦千方百计地促进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和新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他想到音乐在各民族之间是可以相通的，于是千方百计促使《黄河大合唱》在美国演出。1944年，在延安时，爱泼斯坦听了《黄河大合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终身难忘。《黄河大合唱》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日本侵略的最强音，它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而坚强的精神。当时，他特意向延安有关部门要了一套《黄河大合唱》的乐谱。途经英国遇到他的中国老朋友、翻译家叶君健，请他一起将歌词译成适于歌唱的英语，带到美国。爱泼斯坦到处奔走，先是把《黄河大合唱》送给俄裔美国朋友，著名的“唐格坞音乐节”的作曲兼指挥谢尔盖·科斯维茨看，希望在他那里演出。但这位俄国流亡者不屑地瞥了一眼，说配器法太简单，拒绝了。爱泼斯坦并不气馁，他通过美国“援华委员会”请来一位对中国持同情态度的美国作曲家沃林德福·莱格尔，在他的帮助下，增加了比延安演出时更多的伴奏乐器，使演奏效果更具震撼力。他还得到了纽约州长查尔斯·爱迪生及报业大亨、《时代》和《生活》杂志老板亨利·卢斯夫人的赞助。尽管这两位人士在政治上属于美国的右翼，但他们为爱泼斯坦的真诚所打动，接受了他的要求，并说服新泽西特伦顿的威斯敏斯特合唱团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黄河大合唱》演出，爱迪生州长和卢斯夫人亲自出席，演唱会取得了成功。

　　爱泼斯坦夫妇积极地参加向美国人民介绍新中国，促进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了解的各种活动，招致美国情报、安全部门的特工、警察对他们的跟踪监视和频繁骚扰。他们的名字不断出现在联邦调查局“退休”密探们办的反共小册子《反攻》上。美国移民当局把爱泼斯坦叫去接受讯问，并威胁要把他们夫妇递解出境。

　　爱泼斯坦夫妇决定返回新中国。1950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出伍修权率领的代表团来到纽约，登上联合国安理会的讲坛，发表控诉美国政府派出第七舰队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讲演。中国代表团成员中有爱泼斯坦在香港和重庆时认识的朋友，他找到了乔冠华，提出回中国的要求。不久，他收到宋庆龄的邀请信，请他到正在筹办的对外宣传英文刊物《中国建设》（后改名《今日中国》）工作。

　　1951年春夏之交，爱泼斯坦横渡大西洋到波兰与先期到那里等他的妻子邱茉莉会合，然后从格丁尼亚海港出发，奔赴他梦牵魂系的新中国。

　　这是一次艰难漫长的旅程。爱泼斯坦夫妇乘坐的是一艘又老又旧的丹麦客轮，它在二次大战前曾航行于中国近海，由新中国和新波兰的一家合资运输公司买下来，命名为“人民友谊号”。沿途西方国家控制的港口拒绝为这艘社会主义国家的轮船提供燃料、淡水和食品，客轮不得不行驶了一条曲折的航线，总共航行了49天，才抵达天津。途中，船员和旅客们同舟共济，互相帮助，节省食物。没有淡水，就支起帆布槽接储稀少的雨水饮用。旅途最后几天，客轮驶在距离正激战中的朝鲜半岛不远的海域，美国的作战飞机，经常呼啸着低飞掠过客轮上空，侦察、拍照，恐吓船上的人们。当爱泼斯坦夫妇由天津乘火车抵达北京前门火车站时，前来迎接的人递给爱泼斯坦一张名片，上面是宋庆龄那熟悉的、苍劲有力的笔迹：“欢迎回家！”

　　是的，回到解放了的中国，爱泼斯坦夫妇的感觉就是回家般的温暖。

　　爱泼斯坦夫妇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到新中国建设大军的洪流，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爱泼斯坦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写道：“我们跟新中国对外宣传战线上的同志们一道工作、学习和娱乐，不管级别和年龄，彼此亲密无间。为了赶急稿我们常常在一起渡过许多紧张的不眠之夜，只在午夜吃夜宵（面条）时才放下手里的工作。在解放初期的日子里，中国的革命气氛，就像19世纪著名英国社会主义者及平民主义者威廉·莫里斯在其乌托邦作品《约翰·鲍尔之梦》里描写的那样，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平民世界。”

　　“我们还一起参加体力劳动。中国当时还处于前工业化时代，我们轮流参加北京的重要水利工程——十三陵水库的修建工作，每次两星期。我们用扁担把装满泥土的沉重篮子往山上挑，用双手把装满石块的小车往山坡上推，活儿很累，但心情很愉快。至今我还保留着一张彩色幻灯片，是邱茉莉跨出我们家大门前去参加半个月修水库劳动时摄的。她腰带上别着一块毛巾，背上背着背包（装着被子和替换衣服），完全是一副修建大坝的重体力劳动者的装束。虽然她那年已经53岁，但在比她小一二十岁的年轻人中间，她成了标兵……邱茉莉由于干活出色，被中国伙伴们评为水库的模范建设者。接着轮到我参加半个月的水库劳动——我只得了“及格”，没有获得荣誉。跟我们的同事和所有解放了的人民一样，我们被一种同样的精神所感召，自愿、积极、热情地投入水库建设，我们流的汗水，把我们跟新中国的基本建设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后来，我们还参加过修建北京人民大会堂及短期的插秧、割麦、荒山造林、挖运河等劳动。所有这些（也只有这些）使我们永远成为这块土地——人们用几千年辛勤劳动所创造、耕耘和浇灌的、现在获得新生的土地上的一分子。每当我们看到新的水渠、道路、林带，我们总觉得自己也在它的建设中出过力。这是一种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行动，没有真心实意地参加过这种集体劳作的人，是很难体会这种感情的。”

　　“我们的娱乐生活也跟大家一样。冬天，我们跟同事们挤上一辆卡车（大家都站着），到故宫外的护城河去滑冰；夏天，我们一起到湖泊或游泳池去游泳。乒乓球、羽毛球等不需要很大空间的简单运动，工间休息时在办公楼区就能进行。我们集体观看免费的电影和演出（由工会包座，作为职工福利的一部分）。我们在本单位举办歌舞晚会（我学会了拉手风琴，但很不高明）。我们根据自己的能力，为支援抗美援朝运动捐献现金和实物……”

　　爱泼斯坦的这些描述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新中国初创时期的情况和他的切身感受。

　　1953年7月27日，爱泼斯坦以美国进步刊物《国民卫报》记者的身份到朝鲜开城板门店，采访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他目睹侵朝美军司令克拉克被迫低下头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是惟一的一次。它宣示了美国征服朝鲜并进而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的企图彻底失败。它证明了新中国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能顶住敌人的压力、威胁和挑衅，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对中国颐指气使了。

　　20世纪50年代，面对西方国家反动势力对新中国不遗余力的污蔑、诽谤、攻击和对本国人民的欺骗宣传，爱泼斯坦不仅写了介绍新中国的大量文章，而且用数年时间潜心研究中国的近代历史，用英文撰写了《从鸦片战争到解放》（1956年出版）这部巨著。他以大量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和生动的笔触，概括了一百年来，中国人民经历怎样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使中华民族恢复了独立自由，并昭示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

　　爱泼斯坦付出巨大的精力来写这本书，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外国人读的中国历史书都是由外国人站在以欧洲为中心的立场上，以西方的观点撰写的，他们百般粉饰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而他是以中国人的观点写一本给外国人读的中国历史书。让受过西方教育的读者看一看真正的中国历史。

　　这本书一出版，在国外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中引起强烈的反响。1961年，宋庆龄在给爱泼斯坦的信中说：“我见到加纳总统恩克鲁玛时，他热烈地称道过这本书。”读者中还有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和作家，其中有埃德加·斯诺。他认为，“这本书把这么重大的主题，写得这么精炼，而所持的观点，则是西方国家著作中非常罕见的。”爱泼斯坦认为：“撰写这本书，对我本人也是一种自我的再教育。”

　　这本书在1964年和1980年又在北京和香港推出增补修订版。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前夕，此书又第4次印刷并出版了中文译本。从初版印行以来，在国内外先后印行过阿拉伯、孟加拉、荷兰、印度、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乌尔都文和德文、日文等10种译本。英文原版还在印度重印过一次。

　　1956年，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尽管那时，爱泼斯坦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被邀请参与了对代表大会的报告、讲话和决议的英译稿进行“润色”的工作。他认为，“这些文件的基调跟当时全中国的气氛一样，是一种冷静的喜悦和信心。”他同全中国人民一样深受鼓舞，对于新中国的未来有着发自内心的喜悦和信心。

　　1950年，爱泼斯坦做出了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选择：从美国回到新中国。他深信，“不仅我选择回到养我教我的中国是完全对的，而且我从未考虑过离开与我同过辛酸和喜悦的新中国也是无比正确的。”到了1957年，他又一次做出人生中的一个重大选择，申请加入中国国籍。他同另外10位外国朋友一起，被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从此，新中国是他自己的国家，他为自己成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他说：“选择中国国籍对我来说是顺理成章的结论。”28年后的1995年1月20日，《作家文摘》摘发了《良友》杂志刊载的《爱泼斯坦和他的中国红娘》一文。爱泼斯坦发现该文作者想当然地把他写成是“美国人”，他立即写信给《作家文摘》主编，庄严声明：“虽然我曾长期为美国一些报刊撰文和工作，但我不是，也未曾是美国人。”

　　1964年，爱泼斯坦实现了他多年的宿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