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蒙养园到燕京大学

　　黄昆于1919年9月2日诞生在北京，祖藉为浙江嘉兴。父亲当时是中国银行高级职员。母亲贺延祉，籍贯湖南，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也在银行工作。黄昆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的大姐名黄宣，大哥黄燕，二哥黄宛（我国著名心脏内科专家），姐弟四人年龄依次相差一岁，手足情深而又互相影响。他们的名字都取自于北京的地名，黄昆的“昆”来自于“昆明湖”，黄宛的“宛”来自于“宛平城”，黄燕的“燕”来自于“燕山”，黄宣的“宣”来自于“宣武”。家庭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毫无拘束的气氛，特别母亲为人严肃认真，对黄昆少年时期成长影响很大。

　　一般而言，许多著名科学家在少年，甚至童年就显示出其天赋。然而，黄昆却自认为他属于智力发育滞后的类型。在谈及现在中小学生的负担太重问题时，黄昆以切身经历为例，认为，小学学习不必要求太高，但中学打的基础却会影响一个人的一辈子。

　　黄昆先后在北京蒙养园、北京师大附小、上海光华小学（在静安寺附近一条弄堂里，黄昆在那里呆了一年多）上学。他回忆自己小学阶段，除去很早就识字，在小学时期常读小说和学会加减乘除之外，似乎没有学更多的知识。他还记得，他小学期间最出色的一次表现，是在三年级北京史地课考试得第5名。他带回给母亲的奖品，是一份北京城的油印讲义。为此，他始终为能熟练说出北京城所有内外城门名而感到自豪。

　　关于中学打基础影响一辈子，黄昆有正反两方面的经历。

　　黄昆在上海光华小学五年级没读完，随家搬迁回到了北京。黄昆的伯父黄子通当时在燕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黄昆暂住在伯父家中，并插班就读于燕京大学附中初中。他在这里只学习了半年，就转学到通县潞河中学。但是，这短短的半年，对黄昆以后的发展却有长远的影响。黄昆的伯父偶然看见黄昆课后很空闲，就询问他原因。黄昆回答说，老师交待的数学作业都已完成。他伯父说，那怎么行，数学课本上的题全都要作。自此，黄昆就这样做了。从此他的数学课一直学得很好，并发生了浓厚兴趣。转入到潞河中学后，这习惯不仅仍延续下来，并带动了其它学科的学习。黄昆后来回顾，这一偶然情况有深远影响。由于他下课就忙于自己作题，很少去看书上的例题，反而使他没有训练出“照猫画虎”的习惯。

　　黄昆治学一个重要特点，“从第一原理出发”，其习惯也许就是在中学开始培养的。

　　潞河中学前身可以追朔到1867年由美国一个牧师创办的通州男塾。1889年，它演变成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和神学院的潞河书院。以后又先后更名为协和书院，华北协和大学。1918年，华北协和大学与汇文大学合并组成燕京大学，而协和大学附设中学部仍保留在通州原址，叫潞河中学。潞河中学虽然是教会学校，但1927年以后，由华人任校长，取消“圣经”必修课。潞河中学的校训为“人格教育”。黄昆是学习上的优等生，除语文课外，他的高中三年学习总成绩始终保持在全年级之首。黄昆兄弟三人都就读于潞河中学。他的大哥因为休学两年，与他同班，数学成绩只有30来分，在黄昆带动下，黄燕的数学成绩也很快就超过了及格线。潞河中学每个礼拜都有全校大会，黄氏三兄弟穿自己家做的布鞋，被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表扬。

　　黄昆自己认为，他中学时代反面教训是，中学语文课没有学好。就像大多数中学男生一样，对于老师出的作文题，黄昆觉得，不是一句话就解答了，就是无话好说。后来黄昆回顾自己生涯，认为其后果影响了自己一辈子。例如，1936年黄昆从潞河中学毕业，拟学工科。他报考过清华大学和北洋工学院，但都未被录取，原因就是语文成绩太差的缘故。黄昆在生平自述中写道：

　　“我于1944年参加了当时‘庚子赔款’留美和留英两项考试。留美考试未录取，后来通过别人查分数才知道我的语文考试只得了24分。在留英考试中，我的作文只写了三行就再写不下去了，只好就此交卷。后来得知，我居然被录取。这曾使我大吃一惊。以后有机会看到所有考生的评分，这才知道这位中文考官显然眼界很高，而打分又很讲分寸，很多考生的中文成绩都是40分，再没有比这更低的分数，我当时是其中之一。以后虽然没有再考语文，但是语文这个关远没有过去。顺便可以提到，我的语文基础没有打好，多少年来，在各个时期，各种场合都给我带来不小的牵累（从早年的考试到以后的写作，以至讲话发言）。近年来，不少场合要你讲点话或是让你题词，我只能极力推辞，而主持人则很难谅解。这总使我想起中学语文老师出了题我觉得无话可说的窘况。”

　　1937年，黄昆通过潞河中学向燕京大学的保送考试，进入燕京大学，并根据自己的优势和兴趣，选定物理为学习专业。

　　群英荟萃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三所著名大学：清华、北大、南开迁至云南昆明，1938年春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中国人民抗战最艰难困苦的年代，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黄昆、张守廉、李荫远、黄授书、邓稼先、朱光亚等一大批杰出人材。开出中国教育史上最绚丽的一朵奇葩。

　　西南联大物理系规模虽然不算大，但是人材济济，中国物理学界许多学术造诣很深的知名教授都在这里执教。当时“清华有叶企荪、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霍秉权；北大有饶毓泰、朱物华、吴大猷、郑华炽、马仕俊；南开有张文裕，还有许贞阳。西南联大的数学师资也为当时国内一时之选。

　　清华有杨武之、郑洞荪、陈省身、华罗庚、许宝马录；北大有江泽涵；南开有姜立夫。在西南联大，物理系每年级只有一班，约三四十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都住在学校泥墙草顶的宿舍里。

　　1941年秋，黄昆在获得燕京大学学士学位后，经葛庭燧先生介绍，来到西南联大任助教。从北京到昆明，黄昆路经青岛、上海、香港、桂林、贵州，路上整整花了2个多月。系主任饶毓泰先生在第一次接见黄昆时对他说，这里人很多，根本不需要助教。你在这儿就是钻研学问作研究。事实也确是如此。

　　黄昆的教学任务只是每周带一次普通物理实验。吴大猷让他半做研究生，半做助教，这样他可以得到一些收入。

　　由于张守廉的缘故，黄昆很快地结识了和张同班的杨振宁。他们三人学习思考风格迥异，但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他们一起上吴大猷和其他先生的课，通过课后讨论，他们彼此加深了人品学问的了解。

　　师从莫特

　　1944年黄昆、杨振宁、张守廉西南联大研究生毕业。黄昆被“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录取。“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是在1930年设立的，比庚款留美公费生晚得多。第八届“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物理学共有两个名额，洪朝生考取了另一名额。洪朝生同时也考取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无线电专业，他决定去美国留学，庚款留英的另一名额由梅镇岳递补。按庚款留英公费生规定，去英国什么学校，选哪位科学家做导师，都可以先由本人提出志愿，再取得接收方的同意。当时，有一位英国教授给联大捐赠了一大批在英国出版的科学书籍。黄昆对这批书很感兴趣，大多翻阅了一下。引起他特别注意的是一位名叫莫特的英国科学家。莫特写了三本书：《原子的碰撞理论》、《金属与合金的电子理论》、《离子晶体中的电子过程》。这三本专著覆盖了三个很不相同的领域，每一本专著的出版，都标志着一个学科方向的诞生。这使黄昆感到这位科学家的学识非常渊博。

　　另外，黄昆也被后两本书的丰富新颖内容所吸引，觉得莫特所研究的领域非常丰富多彩。基于这两方面原因，黄昆决定到布列斯托（B r is to l）大学做莫特教授的博士生，并被莫特接受。可以说，黄昆选做莫特教授的研究生，实际上也把自己将来的研究方向选定为固体物理学。黄昆能在学科发展早期进入这一大有作为的科学领域，应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机遇。但是，机遇或大或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碰到。没有准备，机遇将擦肩而过；有了充分准备，机遇就会被抓住。正是在燕京大学自学量子力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西南联大有名师指点，优秀同学激励和良好学风这样的环境里，加上自己刻苦钻研，黄昆在固体物理发展的黄金年代，抓住机遇，做出重大贡献。

　　1945年8月，黄昆终于在布列斯托大学做了莫特的研究生，他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莫特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因无序系统的电子结构而荣获1977年诺贝尔物理奖的莫特，当时还是一位很年轻的教授，但已是国际上著名的固体物理学家。

　　凤凰涅磐

　　1977年，黄昆被调到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任所长。黄昆认为既然身在研究所，自己就必须在科研第一线工作。在研究所不做研究，情理难容。但是，研究中断了近30年，这30年国内外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自己年龄已近60，研究怎样才能做得起来呢？黄昆想，科学家老了会掉队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知识老化，特别是基础理论和方法跟不上发展；二是由于地位，容易脱离第一线的具体工作以致自己原来的老本也会逐步忘记。他分析自己的情况，认为，要把几十年基础理论的发展认真地补上，恐怕是做不到的。

　　但是，承认这个局限性，并不等于不能做研究。他拿定主意，要坚持自己动手做第一线的具体工作，要去做自己能做的事。

　　黄昆在国际物理界沉寂近30年后，又重新活跃起来。他开始了他研究生涯中第二个活跃时期：1980—1990年。正如国际著名固体物理学家，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协会固体物理研究所前所长卡多纳（M．Cardona）描述黄昆，“他好比现代的凤凰涅磐，从灰烬中飞起又成为世界领头的固体物理学家”。

　　治学之道

　　黄昆研究教学60载，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治学风格。黄昆先后师从吴大猷、莫特、波恩三位大师，其中莫特对他的影响最大。他有选择地吸取了三位大师的治学之道，在60载的研究教学中，形成了自己独特而鲜明的治学风格。

　　黄昆把自己的一生科学研究经历归结为：一是要学习知识，二是要创造知识。对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来讲，归根结底在于创造知识。而学习知识与创造知识，黄昆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和观察别人的经验教训，归纳出两句名言：

　　（1）“学习知识不是越多越好，越深越好，而是要服从于应用，要与自己驾驭知识的能力相匹配。”

　　（2）“对于创造知识，就是要在科研工作中有所作为，真正做出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此，要做到三个‘善于’，即要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尤其是要提出在科学上有意义的问题；要善于提出模型或方法去解决问题，因为只提出问题而不去解决问题，所提问题就失去实际意义；还要善于作出最重要、最有意义的结论。”这两句名言确实是黄昆的经验之谈，我们应当作座右铭而牢记。

　　老骥伏枥

　　黄昆在科学上的成就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也得到祖国和人民的承认。1955年，年仅36岁的黄昆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当时所有委员中最年轻的一名。改革开放以来，黄昆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外藉院士（1980年）、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5年）、国际纯粹物理和应用物理协会（IUPAP）半导体委员会委员（1985—1988年）。黄昆除了担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科学院数理学部常委，还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4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78年），以后分别连任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政协常委。他也曾获得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1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科学技术奖。

　　黄昆，青年时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年时期献身于祖国教育事业，60岁后又重攀上世界科学高峰，如今桃李满天下，闻名海内外。可以说，除了诺贝尔奖，作为一个中国物理学家，黄昆几乎得到了所能得到的一切荣誉。但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如今黄昆已年逾八旬，身患帕金森病，仍每天上午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上班，他仍在为祖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而呕心沥血。

　　黄昆还在工作着，他的心永远是年轻的。

　　《中国信息报》2002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