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昆先后师从吴大猷、莫特、玻恩三位大师，其中莫特对他的学术影响最大。黄昆又与杨振宁等一批物理学大师交往，在学术讨论与争论中互相影响。黄昆有选择地吸取了各位大师的治学之道，在60载的研究教学中，形成了自己独特而鲜明的治学风格。　　

　　黄昆把自己一生的科学研究经历归结为：“一是要学习知识，二是要创造知识。对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来讲，归根结底在于创造知识。”对于学习知识与创造知识，黄昆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通过观察别人的经验教训，归纳出两句名言：

　　（1）学习知识不是越多越好，越深越好，而是要服从于应用，要与自己驾驭知识的能力相匹配。　　

　　（2）对于创造知识，就是要在科研工作中有所作为，真正做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为此，要做到三个“善于”，即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尤其是要提出在科学上有意义的问题；善于提出模型或方法去解决问题，因为只提出问题而不去解决问题，所提问题就失去实际意义；还要善于作出最重要、最有意义的结论。　　

　　这两句名言确实是黄昆的经验之谈。就学习知识而言，黄昆从中学到博士毕业，都在主动地学习。不仅上课，而且看文献听报告，黄昆都十分注重主动性。任何新的东西，都必须经过他的“免疫系统”。只有被他的“免疫系统”识别，并在他自己的知识体系中重新定位以后，新的知识才被黄昆接受，变为他自己能驾驭的知识，否则，他一概排除。他认为，有的人驾驭知识的能力强，所以多学一些知识。而对于他自己，与其多学一些，不如“少而精”。他说过：“大多数具有学术上的开创性与重要性的研究都不是繁复的，我的学识和驾驭知识的能力都很有限，之所以能有一些成果，关键是少而精，有了学习和研究的主动性，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又不被前人束缚住。”作为对照的是，国内传统教育比较重视知识的记忆与积累，忽视创造力与实际能力的培养，导致许多优秀学生（包括一些学者），虽然人非常聪明，学习成绩门门优秀，知识也非常渊博，然而自己的创造力反而被这些知识所束缚，一生未能有重要的学术上的建树。　　

　　黄昆每研究一个问题，都喜欢“从第一原理出发”，即先不看已有文献，而是独立地从最基本的概念开始思考。黄昆觉得这样思路才能不受他人的束缚，研究才有主动性。正是这种“从第一原理出发”的治学风格，使黄昆的研究工作往往具有学术上的开创性与重要性。他说：“我文献看得比较少，因为那样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变成书本的奴隶。自己创造的东西和接受别人的意见，对我来说，后者要困难得多。学别人的东西很难，而自己一旦抓住线索，知道怎么做，工作就会进展得很顺利。”一般说来，除非十分必要，他不喜欢参加学术会议。　　

　　黄昆研究的问题大多不是从文献中来。他不喜欢做大家都做的事情，不喜欢随大流，跟着别人赶热门课题。他认为，物理问题无论是热门还是冷门，无论是大还是小，关键是真正在科学上有意义。从黄方程的建立、极化激元概念的提出，到多声子跃迁理论的开创，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好的研究群体对其中个体成员发现和提出好的研究课题的启示作用。这种在创造性的科学研究环境中所提出和发掘的问题，往往是人们所关心的真正有意义的问题。　　

　　记者曾问他：“谁对您的一生影响最大？”黄昆坦率地回答道：“我自己对自己影响最大。像我这样考虑问题，没有太大的天赋也能做出很好的工作。过去教学时，大家评论我课上得还不错，我也认为是下了功夫的。因为我认为上课也是培养人，讲课是我的责任，我尽了我自己很大的努力。”　　

　　严谨是黄昆治学上又一特点。对于自己所研究问题的每一环节，黄昆都要反复推敲，有时经过“否定之否定”的n次方，才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黄昆常说，他的十个想法中有九个靠不住，为此他总是仔细推敲。黄昆不赞成用过于烦琐的数学方法来研究物理问题，然而在需要数学推导及计算时，他又十分仔细，反复多遍地来回检验。“黄昆一生惟谨慎”，即使每次讲话，作报告，他都得事先写好稿子，并试讲几次。越是重要的场合，他试讲次数越多。与他夫人李爱扶相反，黄昆在许多方面是个“悲观主义者”。通常他宁可把事情想得更复杂一些，多做几手准备，而不相信“天上掉馅饼”。黄昆在学术上对自己的论著力求完美。他觉得意思不大的一些著作往往被他自己束之高阁。他强调，研究工作不能安于修修补补，以数量取胜，而是要真正在科学上解决问题。他主张，每篇论文都要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个或几个物理问题，这样才有价值。他非常不赞成有的人文章发表了许多篇，却没有真正解决一个问题。　　

　　国内流行一种说法，科学家有多种类型：有的人是帅才，有战略眼光，能组织大兵团作战；有的人是将才，能带领一批人攻克难关；有的人是兵，只能自己一个人或一个小组，在第一线冲锋陷阵。黄昆从来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兵，而不是什么科学研究的将帅之才。他觉得，如果自己不深入思考一个具体的科学问题，如果不亲自动手算点东西，脑筋就开动不起来，很难做出什么有创新性的成果，也根本无法看清学科的发展趋势。他无法想象，自己看看文献，出席一些学术会议，就能把握科研的大方向。他也反对整天在讨论发展方向，而不是实实在在地解决具体的科学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