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与生者

　　“石井四郎，我是王选，你犯下的细菌战的罪行，现在开始，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要用行动对你进行审判！要靠人类的进步审判你。”这是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关于细菌战纪录片中的一个镜头。片中，一个一袭黑衣的中国女人，在一个阴雨天里，在石井四郎的坟前，用日语发出这样的宣言。

　　流血的历史伤疤

　　活着的人终身拖着不能愈合的伤口，忍受着永久的精神折磨，战争中死去的人反而成了幸运者。

　　如果没有回到家乡崇山村从事细菌战诉讼的调查，王选也许永远无法了解叔叔死亡的真相，无法把几十年前父亲由于悲痛而难以说出口的话题续上。

　　在一幅巨大的鼠疫流行情况的示意图上，标号为122的地方就是崇山第一例染鼠疫死亡的王化樟的家，王选家恰在 122的隔壁，鼠疫也就这样传到王选家。

　　13岁的叔叔逃到临村的亲戚家。那时，他总会去祠堂里看望一个得了鼠疫的妇人，这么小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害怕，直到有一天他嚎啕大哭着跑了回来。村里人说，“叔叔可能看到了最惨的一幕，那个女人的胳膊已经不知去向，她被日本人肢解了。”

　　“夜里叔叔就发了高烧。村里人赶叔叔走。亲戚找了一块门板，把叔叔抬到崇山村的野地里。正是寒冬，下着雪，叔叔身上烫得不敢碰，十多岁的孩子呆在野地里，又冷又饿，没有一个人去接近他。

　　“叔叔死的时候凄唳地叫了一夜，最后整个人蜷缩成了一团，变成黑的。”

　　王选生于和平年代，对那场战争原本没有什么概念。然而现在，战争却突然之间出现在她和那些调查者面前。在衢州、义乌、常德……所有的一切都从记忆中复活，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淡化和消失。

　　还有糜烂60年的伤口，那是炭疽——一种永远不会死的细菌造成的伤害。一旦它侵入人体，就会在短时间内发展成黑色的溃疡，不断扩散，腐骨蚀肉。没有语言可以形容那种对心灵的撞击，那会让所有的理性和感性都失去意义。

　　80岁的浦江黄宅镇柳宅村柳木水老人，是村里炭疽的最后见证。日本记者森正孝去拜访他时，他住在又臭又暗的房子里，没有人敢进他的屋子。两个月后，当凤凰卫视的记者再去拜访他的时候，他的那只烂脚已经截肢了，因为再不截掉就会危及生命。

　　在金华，当王选看到一位烂脚的老人只能用一张扑克牌保护着溃烂的伤口时，她的眼泪汹涌而出。难道没有人给他一点纱布，一点药水，而不至于用一张肮脏的扑克牌？

　　两次去看望老人的细菌战原告团秘书何必会说，“战争中死去的人反而成了幸运者，活着的人终身拖着不能愈合的伤口，忍受着永久的精神折磨。他们被忽略了，就是从人道的角度，也不应该让他们这样生活下去。”

　　面对这些悲惨的故事，王选常常想起自己曾经居住的日本：“整个日本是那么地干净、安静，战争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好像是你要在这样的氛围中提战争，就是你有病。”想到这里，王选就会觉得有一股冷气往头上冒，人类真的是那么健忘？

　　崇山村人要告日本人

　　战争索赔洞开了一扇门，通过这扇门，人们才发现在战争时期竟然发生过那么悲惨的事，而它们一直遗留到今天。

　　中国民间最早的赔偿要求始于1988年9月，山东茌平县张家楼村的200多村民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向日本政府转呈了一份索赔书。后来又有江苏、山东、浙江的28封索赔书寄往日本大使馆。但这些索赔大都杳无音信。索偿诉讼在两国之间隔着层层壁垒，这种状况直到和平运动在日本兴起才得到改善。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和平运动开始在日本社会传播受害者的声音，让日本人了解亚洲在日本侵略下的受害真相。日本的战争补偿问题，也就在这个时候凸现了出来。与德国相比，同为战败国，德国战后认真履行了赔偿义务，到1999年底已向有关国家支付战争赔偿650多亿美元，并且还将继续赔偿到2030年底，而日本战后只向韩国、印度、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国赔偿了6565亿日元(折合18亿美元)。

　　战争赔偿不仅仅是经济补偿，它除了要求谢罪、追究真相、公开资料、教育等等，还涵盖了除法律责任之外的历史、道义、人道和政治上的责任，这种个人补偿被认为是国家政府之间没有解决的，实际还遗留着的问题，甚至与战胜与战败无关。这就是所谓的“良心”、“人道”、“公理”。

　　在8年的欲告无门之后，花冈事件幸存者及遗属状告当年的加害企业鹿岛组，1995年终于成为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的第一案。此后，中国人也开始像亚洲其他国家的受害者一样，发出了自己的索赔要求。

　　北京大学历史教授徐勇认为，“战争索赔洞开了一扇门，通过这扇门日本侵华战争后许多遗留问题都显露了出来”， “大家才发现在战争时期竟然发生过那么悲惨的事，而它们一直遗留到今天，使历史问题成为一个社会现实问题”。

　　崇山村人也要告日本政府。在崇山村，60年的历史并没有翻过去，它和今天的生活活生生地搅和在一起。活着的老人知道很多，他们可以指给你看当年日军烧村子的界线，可以指给你哪一个人得过鼠疫，谁家里死了多少人。老人会一代代地说，仇恨也会一代代地传。

　　1994年8月，崇山村的三个农民王化斌、吴利琴、王国强以村委会的名义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在日本国侵华战争中，日军在崇山村使用细菌武器和进行细菌人体实验所造成的伤害，要求日本国履行“受害赔偿”的联合诉状》，由崇山一带一万多村民具名，寄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他们要揭露的是人类历史最狰狞的一幕，也同样是为了能了却一段宿怨。

　　进村的日本人

　　把非人道的东西说出来，也是为了永久的和平。

　　尽管诉状久久都没有消息，但王选陪同几个日本律师进行调查出现在了崇山村。日本律师愿意帮崇山村人打官司。

　　崇山村的人已几十年没有见过日本人了，在老人眼中，鬼子就是魔鬼，就是恐怖的记忆。不过，王培根觉得，这是一个化解仇恨的机会，“把非人道的东西说出来，也是为了永久的和平”。

　　1993年8月，森正孝就是在王培根的帮助下得以基本弄清崇山村细菌战受害情况的。

　　王培根是崇山村人，在义乌的乡镇做党委书记多年，有丰富的基层经验。为了调查，他曾为森正孝找了一些老人，但不料人们对于崇山村的受害情况却是一人一个说法。有说500的，有说上千的。王培根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多年党委书记的经验让他知道，这样的数字拿出去只能坏事，一点用都没有。

　　他回去就制作了表格，在表格上画上年龄、姓名、性别、死亡时间、报告者、证明人，到街上自己掏钱打印，然后再复印了800张，每张5角钱。

　　崇山村有2个大队20个生产队，王培根就把村里的退休干部、教师，有文化的能写字的人都召集来，一共是12个人，让他们分片包干，进行统计。

　　崇山村一个叫王道曾的曾经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队里受过鼠疫训练，他提醒王培根，其他的死亡者不能混在这里面，日本人的情报很厉害，宁可少一个，也不能因一个不实而前功尽弃。

　　王培根于是又用一张大纸抄录出来，贴在村子的显眼位置，让全村的人审核纠错。有的妇女只有姓，没有名，王培根就要求一定要查出她原来娘家的姓名，否则就只有去掉。

　　反复的纠错订正后，王培根让村上的一个文书，用钢笔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抄出来(当时电脑不普及，打印费很贵，王培根出不起钱)，又自己掏钱复印300多张。

　　这个数字交给了森正孝，他拿到日本公布发表，这是崇山村在细菌战受害半个世纪后才得到的最准确的数字。

　　1996年，王选的适时加入，给日本和崇山村架起了一座桥，有了王选这座桥，一切都变得畅通起来。森正孝在日本发动了律师义务承担诉讼，王选则带着律师再进义乌取证。

　　崇山村的老人信任王选，但他们也经常问她：和日本人打官司？能打赢吗？打不赢为什么要打？国家都放弃赔偿了，为什么还要打？但王选明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除了身体的伤痕和生活的困苦之外，还有精神的创伤，这份创伤从来没有得到抚慰。

　　王选相信，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让她来做这件事的，这件事就是清算，替成千上万逝去的生命以及活着的人仍在忍受的煎熬清算。也许中国人清算比其他国家晚了许多，但这一天终究是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