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将航空器划分为国家航空器和民用航空器，并阐明：凡用于军事、海关或警察部门的航空器均为国家航空器。国家航空器造成地面人身财产损害的事件虽不常见，但一旦发生，处理起来十分棘手。
多年来，我国对此类事故的赔偿问题，一直由航空器使用单位负责处理，担当赔偿义务人。
笔者近期在一些单位调查后感到，这种由航空器使用单位“代办”的做法，在现实中面临诸多矛盾和尴尬。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是：通过完善立法，把国家航空器飞行事故造成地面人身财产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法》的范畴。善后赔偿工作面临尴尬
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我国已有了道路交通、铁路运输、海事运营和民用航空方面的事故处理法规，但对于国家航空器发生飞行事故造成地面人身财产损害的处理，目前在法律上还是一个空白。国家航空器飞行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赔偿主要是依据《民法通则》，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和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赔偿，但受损群众往往感到赔偿数额低，不予认可。一些单位反映，处理善后工作最难办的就是无法可依。而社会上有关死亡赔偿数额的规定也各有不同，如矿难死亡赔偿20万元，交通肇事死亡赔偿30多万元，民航空难赔偿80多万元，国际航空空难死亡赔偿是100万元以上。由于各类赔偿案例大都见诸媒体，有的遇难者亲属便以此为依据，要求按照伤亡理赔的最高标准来赔偿。
“后遗症”延续时间长。飞行事故直接损害了群众利益，容易造成事故处理双方的情绪对立，尤其是遇到额外要求无法满足时，一些人往往采取过激行为或长期纠缠，有的长达10年之久。有的遇难者亲属除了要求经济赔偿外，还提出一些额外要求。比如，有的要求把亲属的农村户口改为城市户口；有的提出要特招孩子入伍，甚至要求保送军校；提出精神赔偿要求的也逐年增多。面对这些要求，有的单位领导明知不合理，但为了防止矛盾激化，不得不反复找地方政府协商，想方设法满足其要求。纳入国家赔偿的有利因素
目前世界许多国家都把国家航空器造成地面人身财产损害赔偿作为行政赔偿的组成部分，并在有关法律中加以规定。就我国国情而言，采用这种国际通行的做法同样有益：
第一，有利于科学确定赔偿的责任主体。从实际情况看，航空器使用管理单位多为军队、武警，如果赔偿主体不明，非常不利于善后工作的处理，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与群众的对立，严重影响军民警民关系。可在地方政府设立赔偿办公室，由民政部门牵头，统筹处理具体赔偿事宜，从而达到赔偿主体明确，责任清晰，减少矛盾纠纷，提高处理效率的目的。
第二，有利于制定统一的赔偿标准。飞行事故造成地面人员财产损害赔偿数额不一，差别较大，增加了事故处理的难度。事实证明，由军队、武警、公安等航空器使用管理部门自行制定法规和规章来调整赔偿问题是不妥的。军事法规与规章只在军队内部适用，主要规范军事行为。对地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权益损害的赔偿问题，超出了军事法规与规章的调整范围。由人大和政府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由政府担任赔偿义务主体，有利于统一标准，公平合理地解决赔偿问题。
第三，有利于设立专项赔偿经费。《国家赔偿法》明确规定：“政府在每年度的国家预算中列支专项赔偿费用。凡属中央财政划拨经费的部门由中央财政作预算；地方政府、人民法院、检察院的赔偿费由各级财政列入预算。”将国家航空器飞行事故造成地面人身财产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的范畴，可以解决经费来源问题，从根本上解除事故单位赔偿经费的压力，还可以节省大量的接待、慰问和其它不可预见的费用。立法方面的几点建议
随着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发展，国家航空器的使用范围将不断扩大，数量进一步增加，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加上新装备的使用和新战法的探索，客观上导致飞行事故的危险性也在提高。因此，国家的法制建设要适应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需求，及时修改和制定法律法规，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对现行的《国家赔偿法》进行修订，增加国家航空器飞行事故导致地面人身财产损害赔偿条款，丰富与完善《国家赔偿法》；
可专门制定一部《国家航空器致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损害国家补偿办法》单行法，对国家航空器造成地面人身财产损害问题的补偿程序、范围、标准等，做出具体规范；
先行建立保险理赔机制。考虑到《国家赔偿法》修订程序复杂、周期较长的特点，建议先采用周期短、投入少、见效快的保险理赔方法，由国家财政部拨出专项经费，对国家航空器发生飞行事故造成地面人身财产损害赔偿进行投保，可起到花小钱、办大事、解难题的作用。同时，由保险公司出面处理事故理赔事宜，既符合当前社会经济生活的特点和需求，也能给有关部门减轻善后工作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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