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判决不能违背常理和法律原则

　　《法制周报》6月9日报道说，根据著名刑法学家、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周光权教授的质疑，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将一宗一年半前已尘埃落定的信用证诈骗罪案发回上海市高院重新审查。

　　2004年间，原深圳彩电总公司总经理张隆军应上海开开公司及总经理张晨的请求，并在张晨书面担保的情况下，帮助开开公司向其国际贸易伙伴开出的信用证贴现5810万美元，但这110单信用证实际上并无真实贸易背景，而是涉嫌虚报上市公司业绩。事情暴露后，张隆军虽然没得到一分钱，却被以信用证诈骗罪逮捕入狱并获刑15年。

　　根据刑法的规定，信用证诈骗罪最高刑为死刑。张隆军所“犯”的这个案子金额特别巨大，却被从轻判处15年徒刑。法院判决的理由是张隆军为“从犯”，但纵观整个判决书，该案居然只字未提谁是主犯，也没有按照司法判决的惯例，将可能是主犯而没有到案的人标明“另案处理”。

　　除了此以外，周光权代表还提出，该案涉及110单信用证，本应一一查证，但法院却只对其中某几单进行调查，就推定全部信用证的贴现都有问题，并因此认定张隆军应对近5亿元人民币的全额负责。这种方式显然不符合刑事诉讼的严密证据规则。

　　此外，周教授还提出，该案在审判程序中也存在严重问题，案件的关键证人前后证词完全矛盾，但法院却只采信对张隆军不利的话，不采信对他有利的话，同时拒绝证人出庭作证，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周教授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他从刑法的原则和精神提出的质疑，很有说服力。我认为，他所提及的这些问题，点中了当前一些地方法院在刑事判决方面的共同弊端。

　　仅就主犯和从犯的问题而言，这涉及到刑法上共同犯罪这一基本理论问题。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通过司法审理，对共同犯罪的有关方面进行确定，是公平、公正、依法判处的前提，这些需要确定的方面主要包括主从犯的区分、犯罪故意的产生过程、犯罪的分工、从重或从轻的情节、对各犯罪人区别情况进行的合理量刑等。

　　主犯和从犯，是共同犯罪人的两个方面。在共同犯罪中，可能存在所有犯罪人都是主犯的情形，但绝对不会存在只有从犯没有主犯的情况。刑法第27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或者次要作用的是从犯，对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里所说的“辅助”、“次要”作用，实际上是相对主犯而言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主犯，何来从犯？案件中缺乏主犯，其他当事人的行为就失去了参照标准，从而无法确定犯罪人的作用是否“辅助”或“次要”。如果司法判决只认从犯却不提主犯，这就制造了一个悖论——“从犯”在犯罪中“辅助”了谁？

　　随意认定从犯，不仅违背了生活逻辑的常理，甚至还可能形成司法的漏洞：将本是主犯的人当从犯处理，使其逃避应负罪责；或者将本是无罪的人强加罪名，使其蒙受冤屈。

　　和没有主犯只有从犯的悖论一样，该案判决以个别单证的查证结果推定全部单证，属于典型的有罪推定思想，是懒惰的司法惯性作祟，它以貌似逻辑推理的方式，逃避了法庭应当尽到的审查义务和法官的内心确信义务，表面上看似乎提高了司法效率，实则伤害了司法的原则和法律的精神。

　　上海市法院在该案中的悖论，反应了当前司法界一个比较通行的毛病——在判决时只顾法条而忘记了法律的基本原则。先前发生在广东的许霆案，其实也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果，如果法官能早一点意识到机械套用盗窃罪法条的非理性，那么他就会主动根据法律的公平原则套用特别条款以提请最高法院降格判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法官漠视法律精神和原则的呆板做法，容易使司法判决陷入矛盾的境地，最终受害的是法治的尊严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复杂化，犯罪的形态和内容也会越来越复杂，这对司法机关提出了挑战。但如果法官在刑事审判中注重内心真正确立罪刑法定理念，坚持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且时刻注重运用刑法总则和基本理念——如刑事责任理念、既未遂规则、共同犯罪理论、因果关系、量刑规则等，那么，法官就能在纷纭复杂的各种罪状中成功地跳出来，以冷静、理性和睿智，对各种犯罪作出科学、合理且符合法治原则的公正判决，从而避免低级错误。

　　回到张隆军案件本身来说，对这种违背常理和刑法基本规则的裁判，虽然能够将被告人打入大牢，但却无法服众，更无法激起人们对法律的信仰。现在，人大代表的依法质疑和公众依据宪法进行的批评监督，启动了最高法的监督程序，我期待，有关法院能够给公众和法律一个合理的解释，并将其办成司法理性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