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好又快推进城镇化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发展中国论坛调研部主任　刘志海

　　由发展中国论坛组委会、发展中国论坛研究院（筹）主办的“2010发展中国论坛”于8月7日至8日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隆重举行。

　　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张文台上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孙庆聚，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齐让，全国政协常委、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发展中国论坛执行主席王瑞璞，发展中国论坛副主席、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季昆森和北京卫戍区原副司令黄伯诚将军等领导以及来自国家有关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200余人出席本次论坛。

　　本届论坛重点聚焦城镇化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两大主题。与会者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贯彻发展中国论坛“合作交流、科学发展”的宗旨，围绕“中国城镇化和中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与对策”深入研讨，认真总结，集思广益，建言献策，达成共识，为加快我国城镇化建设步伐，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本届论坛受到有关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宗兴在致“2010发展中国论坛”贺辞中强调，发展中国论坛组委会举办的“2010发展中国论坛”，通过展开官员、学者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对话，系统研究中国城镇化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问题，对于统筹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孙庆聚在讲话中指出，“2010发展中国论坛”以中国城镇化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展开高层研讨，这是中国社科界、理论界、学术界的一桩盛事和好事，也是所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关心的大事。会议确定的两大主题非常重要，对推进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促进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关于中国的城镇化

　　一、加快推进我国城镇化建设意义重大。孙庆聚强调，中国的城镇化问题是关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当前转方式，调结构，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步发展的非常紧迫和现实的问题。

　　季昆森认为，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加快推进我国的城镇化，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

　　信阳市委书记王铁说，城镇化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和载体。因此，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城镇化战略”，党的十六大要求“加快城镇化进程”，党的十七大强调“一定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卢中原特别指出，城市化是中国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深厚源泉。中国2009年城市化水平达到46.7%。从城市化的国际发展经验来看，30%到70%是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其中45%到55%这个阶段是城市化发展最快的时期。中国现在正好处于城市化发展最快的时期，这必然产生巨大内需潜力。首先，大规模城镇化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需要吸引大批人口，主要是农村居民，从而激发出旺盛的消费需求。农村居民到城市后，也要租房子甚至买房子，要看病，子女要上学，要上工伤保险，要进入社会保险网络等，这些消费需求潜力极其巨大，不仅表现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还表现在扩大城市日常生活消费方面，城市消费有一种示范效应，农民进城后也要象市民那样消费。而且，农民进城后，收入增加寄回农村也会拉动家乡的消费。假定我们城市化水平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那么13亿人口的1%就是1300万人。可见，我国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空间是多么巨大！其次，这种消费需求的连带效应也会带来大量的投资需求。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要满足新市民的要求，城市功能完善等带来的投资需求不可估量。例如，一套50平米的住房需要多少钢材，大量人口转移进城市要建多少套房子，需要多少钢材，这就拉动了投资需求。

　　卢中原谈到，城市化也是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动力。我们要努力扩大内需，调整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关系，更多地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换言之，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平稳快速发展，要靠投资消费出口协调拉动。发展城市化，能够产生巨大内需潜力，特别是消费需求。中国城市化水平要达到70%的稳定阶段，还有20多个百分点，通过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至少可以拉动经济增长20多年。而未来5－10年，就是“十二五”期间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段时间，是城市化最快的时期。我们要抓好这个发展机遇，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进一步改善，实际上这也是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北京市发改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卢映川指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说，21世纪影响人类发展和改变世界面貌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由此可见，我国的城市化建设举世瞩目。

　　二、我国城镇化已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孙庆聚说，截至7月底，中国的城镇化率已愈46%，而且上规模居世界第一，这足以说明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已经到一个相当的阶段，这是一个大好事。

　　卢映川指出，根据联合国的估测，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在2050年将达到86%，我国的城市化率在2050年将达到72.9% 。按照这一水平衡量，无论从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进程看，还是从城镇化水平来看，我国的城镇化目前都处在中间阶段。“十二五”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将是我国城镇化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认为，未来一个时期是中国推进城镇化的关键时期，城镇化率仍将保持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并可能在2013年～2015年超过50%，这将为转换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

　　三、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值得高度关注。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城市化积累了巨大社会风险：1、人口的户籍未放开，实行转移人口临时居住证制度，农民工得不到城市教育、卫生、社保、低保等公共服务。2、城乡间存在大量流动人口，城市中形成大规模工作不固定和居无定所的飘移人群，城中村、蜗居、集装箱、鸽笼、胶囊间等低成本居住方式大量出现，特别是从农村进城的80后、90后，以及未来的21世纪后，将在城市中形成低收入生活艰难、有一定文化而无信仰、心理极不平衡等大规模的导致社会动荡的危险人群。3、农村青年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老龄化快于城市，尤其是未来20年到30年，大部分村庄将成为以老年人为主的没有活力和萧条衰败的地方。这些问题如不妥善解决，势必造成诸多的社会动荡和灾难。

　　王一鸣说，我国城镇化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带来诸多问题：1、农民工非市民化。由于其无法在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享有与城镇居民相同待遇，由此带来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险等一系列问题。2、农民工就业困难。这次国际金融对制造业特别是出口部门的冲击一度使2000多万农民工失去就业岗位，形成农民工“返乡潮”，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工就业困难。3、城镇化成本大大增加。一些地方政府超出本地财力，盲目扩大城市规模，刻意建大广场、大草坪、宽马路、摩天楼等形象工程，大大增加了城镇化成本。4、耕地被大量占用。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些地方以非市场化的方式低价征用土地，高价出让获得差价收益，将农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作为变现建设资金的重要手段，造成耕地大量被占用。全国耕地面积从1996年的19.51亿亩减至2007年的18.26亿亩，人均耕地由1.59亩减至1.38亩。5、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一些城市在开发建设中片面追求城市规模和发展速度，加剧了水土矛盾和环境恶化。据有关部门资料，全国90%以上城市水域严重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

　　季昆森认为，在我国小城镇大发展过程中，存在如下问题：起点低，建设水平不高；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造成新的污染；建筑风格单一、类同，特色不鲜明；盲目追求规模，占用土地多等等。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司副司长赵晖认为，中国城镇化主要面临资源环境容量、市场容量和大城市病三大制约。

　　四、必须又好又快地推进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张文台倡议，要加快推进城镇低碳化进程，建设“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幸福”的三生共赢的文明社会。为此，他提出必须建立和形成科学的决策规划体系、完善的政策引导体系、合理的法律保障体系、深入的文化理念体系、广泛的群众参与体系、现代的科技支撑体系、新兴的产业经济体系和开放的交流合作体系等八个体系。

　　周文彰强调，要让公平正义的阳光普照城镇化过程。城镇化首先需要大量的土地，土地来自农村和农民，因此城镇化过程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农村土地征用和农民房屋的拆迁。土地征用和农房拆迁最需要讲究公平正义。城镇化要求城镇大量吸纳农村人口，农村人口进入城镇，苛求拥有城市人口的身份。而把城乡人口分离的城乡户籍制度，迫切需要改革、打破。城镇化要求城镇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齐头并进，经济建设的推进为源源不断的进入城镇的农村人口提供就业岗位，为城镇的社会建设提供强大实力。社会建设的推进为进入城镇的农村人口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镇人口享受同等待遇。

　　卢中原强调，为搞好我国城市化建设，我们要力求做到:1、发展城市化要克服单纯技术观念。现在人们越来越关注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贫民窟等大城市病，注意研究发达国家怎么治理大城市病，如发展高速化、立体化、大型化的公共交通，实行交通无缝对接，采用智能驾驶系统、智能交通管制系统等等。这些无疑是解决大城市病的重要技术手段，但不能根本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发展过度、能耗大、排放大等弊病。根据国际上的城市规划人员最近这些年的共识，认为人类的技术进步有极限。寄希望于技术手段解决大城市病不现实。因此，克服单纯技术观念会促使我们反思、审视现有的城市化发展思路以及城市规划思路，否则很难解决现在的城市难题。比如发展大都市的快速交通、无缝对接、智能化交通控制系统等，且不说大规模的改造和应用需要巨量投资，就是技术转化为应用也需要较长时间，大规模的投资还要考虑投资效率怎样等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清醒认识，很可能盲目地追求城市规模扩大，寄希望于技术手段解决问题，结果事与愿违。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学习，不断加深认识，形成更为合理的城市化理念。2、城市化进程要注意分流需求。简言之，就是大城市过多的人口要分流到中小城市中去。根据分流需求的理念和思路，现在需要反思我们关注的蚁族、蜗居等热点。由于大城市的居住、交通和生活成本太高，上海大量年轻人已逐渐流入周边的中小城市。所以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一定要有分流需求的思路，把巨量人口由过于向大城市集中，变为向中小城市分流。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发展道路应该认真思考这种思路。如果没有这种思路，而是局限于紧盯着大城市内部如何增加住房和降低房价，来解决蚁族、蜗居问题，例如单纯靠增加投资、增加房屋供给和依靠先进的技术手段，就无法根本解决大城市的供求矛盾。3、发展城市化一定要注意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车为本。现在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断拓宽马路，减少道路平面交叉和人行道，架设过街天桥，为汽车行驶提供方便。立体化交通思路也是在扩张城市规模的前提下，为车提供方便，而不是发展紧凑型城市，减少对汽车的依赖，为人提供方便。近些年国际上研究城市规划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就是从以车为本转向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包括发展小规模、方便步行、邻里接近的城镇。我们国情是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更需要这种以人为本、行人方便、紧凑集约的新的城市发展理念。4、城市发展要考虑形成集聚效应，具有地方特色和产业特色。现代的规划理念普遍认为，最适于居住的城市规模是50万人口左右、100万以下，国际上的大都市继续扩张会越来越没有出路。对我们来说，也需要集中发展50万到100万人口的城市，这样的城市要形成集聚效应，应该发展有特色、有竞争力的产业。具体说，此类城市的产业不宜多而分散，而应重点发展一个或几个产业，在同行业、同领域别人很难替代它们。那么5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或者小城镇应该是什么样的？那就更需要有突出的比较优势，或者地方特色。例如在产业链条上的某个专业化配套环节非常强势，甚至主要是具有良好的居住生活环境，小城市或小城镇不宜追求百万人口城市那样的产业体系。如果不论城市大小和其他条件，都去追求完整的或高端的产业体系，我国将会陷入一轮复一轮的重复建设，造成浪费。小城镇、小城市一定要有地方特色和产业特色，在产业链中无法被人替代，就能吸引生产要素流入，就会凝聚人气和激活经济活动。

　　卢映川认为，我国新阶段的城镇化必须切实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1、根本改变以城市规划为中心的规划管理方式，转变为城乡一体规划。现有的规划体制主要着眼于城市的功能布局，对广大农村地区以及小城镇缺乏规划或者规划很粗。要充分考虑对大中城市的依托和对农村的带动，实行区域统筹规划。2、把科学发展理念、先进资源利用方式和管理技术手段真正落到城市建设中，推动城镇化集约高效发展。要超前考虑生态绿化控制、开发强度控制以及骨干基础设施实施，推行区域开发、系统实施。对技术上较为成熟、经济上切实可行的新技术和资源管理方式，应重视规划先行，推广使用。3、调整土地开发利用方式。推行土地储备和集中连片开发。调整土地出让方式，实行年租制。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改革，促进农村土地流转。

　　王一鸣表示，新的发展阶段对城市发展转型提出八项要求。1、坚持“以人为本” 理念。将农民工就业和居住问题放到突出位置。更加重视完善城市服务功能，加强城市路网、商业网点、给排水、供电供气、垃圾处理以及公共交通、医疗设施等设施规划，更好满足人的多方面需球。2、加快农民工市民化。通过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改革户籍制度，方便有稳定职业的农民工就地落户、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等制度创新，加快农民工市场化。促进农民工在公共服务方面享有与城镇居民相同待遇。3、统筹城乡发展。要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一规划和通盘考虑；加强城乡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建设，建立城乡统一和均衡发展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4、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重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权益。5、积极发展城市群和大都市圈。进一步优化发展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加快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海峡西岸城市群发展，积极培育北部湾、长江中游、成渝地区、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等一批基础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吸纳人口较多的新兴城市群，促进形成以上海、北京、香港、广州等一批国际大都市为核心的开放型国际化城市体系。6、增强城镇可持续发展能力。合理规划城镇人口规模，从严控制对耕地的占用，建立节约使用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的新机制，发展资源节约型城镇。7、突出历史文化特色。要注重保护城市历史文化，使城市发展和建筑设计延续历史，传承文化，突出特色。8、鼓励公众广泛参与。要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听取听取和反映社会各界对规划编制的意见，提高市民参与度。

　　季昆森指出，生态型城镇既是人类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必然趋势，也是逆转城镇化建设对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的产物和必然趋势。循环经济是生态型城镇建设的核心思想。建设生态型城镇就是要用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的理论来规划、设计和建设城镇，解决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资源的浪费问题。

　　周天勇谈及如何加快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时呼吁，尽快改革户籍和人口管理等制度，彻底实现人口的自由迁移和居住。让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法定期限的公民，都有享受同等城市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利。从根本上改革土地住房、地方财税等制度，让迁移人口能从农村顺利退出，在城市有体面的住房。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张占斌认为,“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统筹城乡发展，需要调整资源配置方式。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我国城乡发展多种失衡，贻害甚深。统筹城乡发展，实际上提出了公共资源配置调整的大问题。统筹城乡，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际上提出了“公共资源配置权下移”的新要求：一是中央和省级政府的公共政策应更多向县域倾斜，要通过权力下放和扩权，加强县域统筹发展的能力，调动县域发展经济、解决三农问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力配置尽量向县城和农村倾斜，“多予少取放活”要成为方向性常态，要有制度性保证。同时，改变公共资源配置方式应伴随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而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改革探索极有可能担负起创新的重任，值得高度重视。

　　关于中国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一、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关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大业。孙庆聚强调说，义务教育平衡发展，是事关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政策评估研究室主任杨银付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本质属性的要求，是政府公共服务的法定职责，更是促进教育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将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供宽松的环境。进入新世纪以来，均衡发展逐步成为我国义务教育的基本政策。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郭永福说，教育均衡发展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前提和重点，它关乎每个学生的前途、家庭的幸福、社会的和谐，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是当前教育必须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

　　二、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面临严重挑战。王瑞璞指出，长期以来，国家教育经费投入明显向城镇倾斜，城乡教育资源分布差距较大，教育不公平的问题未能有效解决。农村学校的师生比、生均经费、升学率等与城市相差甚远。特别在义务教育投入上，城乡间存在明显差距。城市义务教育由国家财政负担，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由乡财政或县财政负担。在县乡财政普遍困难情况下，农村教育供给不足。农村小学和初中适龄人口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70.68%和66.13%，而所得教育经费在总经费中所占比例分别只有56.77%和49.87%。在城乡教育经费不均衡情况下，农村义务教育在师资、教学设施等方面，与城市相比差距明显。在相关教学器材配备率上，城乡差距较大，导致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农村整体劳动力素质差。全国现有8500万文盲和半文盲，75%集中在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县。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农村，实际完成初中教育的不足30%。城乡教育分配严重失衡，不仅影响农民现期的增收能力，而且对其收入的持续增长也将产生消极影响。

　　郭永福说，义务教育不均衡，表现在多方面，包括办学条件、教师水平、升学机会等等，而关键是教师整体素质的不均衡。多年来，由于地域、城乡、校际差别的扩大，导致好的教师农村的往城里跑；城里一般学校往好学校跑；中小城市往大城市跑。农村学校教师队伍不稳定，整体素质与城区差距很大，这是造成城乡教育不均衡的最重要原因。

　　三、必须科学合理地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孙庆聚强调，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对推进教育公平，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提出明确要求，特别强调教育资源要向五个地区倾斜，即：向农村倾斜，向贫困地区倾斜，向革命老区倾斜，向民族地区倾斜，向薄弱的学校倾斜。要做到师资、校舍、设备等等实现均衡发展。

　　王瑞璞特别强调，要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就必须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要继续推进农村义务教育改革，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制度。目前，“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由于多数县市的财力明显不够、县级行政管理力量和教育教学力量明显不足等原因，难以适应农村对教育的需求。要尽快完善和健全相关配套措施，把以县为主管理体制的有关规定从政府文件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修改《教育法》和《义务教育法》的有关规定，为新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实施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要重点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历史债务化解工作，同时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稳定投入机制，提高农村尤其是偏远的农牧区和山区的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巩固完善现行教育工资保障机制，建立以县域为中心，面向农村基础教育，具有区域性服务功能的教育评价制度。

　　周文彰强调，要让公平正义的太阳普及义务教育。教育涉及到千家万户，关乎群众利益。中央提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证公民依法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首先，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要覆盖城乡，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可以率先在区域内实现城乡区域发展，逐步在更大的范围，比如在全省，全国的范围内推进。第二，把农村义务教育作为重中之重，解决农村教育的问题必须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方面向农村倾斜，改善农村的办学条件。尤其是重视提高农村教师的素质，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辍学现象。第三，缩小区域教学差距，加大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鼓励发达地区资源支持欠发达地区。第四，辐射困难群体，困难学生因家庭困难而失学，要把有限的国家财力、政府财力多用在最困难的孩子们身上，要高度重视流动人口的义务教育问题等等。可见义务教育提出本身是公平正义的产物，同时迫切需要体现公平正义。

　　郭永福对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的五点思路是：1、要不断提高和加深对促进教育公平，首先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提高区域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自觉性。2、我国义务教育不均衡是长期形成的历史现象，解决起来难度很大，但只要党和政府重视就不难。3、均衡发展不是平均发展。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相对的、动态的、螺旋式上升的。要在差别中，推进相对均衡，在均衡中，谋求更高质量。4、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近期只能先实现区域内的初步均衡，然后再达到区域内的基本均衡，不能一蹴而就。5、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综合治理，才能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解决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矛盾。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秘书长刘立德谈及进一步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出六点思考：1、确立义务教育是各级各类教育重中之重的观念。明确义务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具有明显的基础性、长期性、先导性、全局性的特点。发展义务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改善民生、增强国力的基础。2、建立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责制度。明确各级政府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的责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以单纯的升学率、名牌率评价地区和学校、奖惩地区和校长、老师。3、统筹城乡教师待遇。分地区制定《教师工作和生活条件标准》,缩小城乡教师待遇差距。4、注重公办与民办教育均衡发展。进一步鼓励并推动办学主体多元化，加强和改进国家对民办教育的管理。5、促进普教与职教的均衡发展。加强各级各类教育之间衔接、渗透、融合，反对“非普即职”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推动普通教育职业化和职业教育普通化。6、进一步更新教育观念，促进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均衡发展。

　　杨银付认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按照这一新的部署，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需要在整体上把握以下政策要点：

　　1、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就要把均衡发展任务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要有新的思路和明确的路线图，进一步改革体制、创新机制。2、在统筹各地区义务教育发展上，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和投入体制，特别是明确事责财责，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努力缩小地区差距。3、在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上，致力于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实现城乡基本教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加快缩小城乡差距。4、在统筹义务教育学校发展上，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建立规范的区域内教师和校长的交流、流动制度，切实缩小校际乃至城乡教育差距。 (来源：人民网-教育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