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行政化突出 当人才遭遇“官本位”

　　本刊记者张墨宁 发自北京

　　中国一些领域存在的过度行政化现象正制约着人才的发展，不仅高校、科研院所、医院等事业单位，文化、体育领域也难逃权力的牵制和干扰。专业人才和技术人员被现存体制裹挟着进入行政层级的上升通道，无论是从待遇，还是话语权来说，都远不如行政领导，在一些行业中，讥诮的流行语“狼多肉少、先给领导”，即是这一现象的生动写照。尽管我国《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极力强调“去行政化”的重要性，但在官本位的价值体系和利益驱使下，只有顺应和服从现有的规则，个人才华才能得以施展。

　　政府干预导致泛行政化

　　“现在各个领域都存在行政权力的膨胀，权力会影响到个人机会的获得和才华的发挥，人才唯一的机会就是升迁，上级的好恶往往决定一个人能否被提拔上去。”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李惠斌说。

　　泛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与中国对人才的渴求越来越凸显出矛盾，无论是人才的产生、成长，还是发展，这一模式都日渐不合时宜。一方面，当前的模式并不具备人才产生的土壤和环境，另一方面，即使能够在体制中生存和适应，最终也会被一种长久以来已经固定的单位“潜规则”所同化。

　　在中国急需从人力资源大国转为人才强国的背景下，“去行政化”显得尤为重要。去年6月出台的《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即明确地将“去行政化”作为今后的目标之一，为人才开道。《纲要》称，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其实，行政制度建立的初衷并非是想阻碍专业人才的发展。相反，官僚体系中严密的科层管理旨在为人才提供良好的服务环境，即使是“官本位”意识大肆流行，似乎也并没有“主动”疏离人才。然而，现实中的行政管理体系却与专业人才切切实实地产生了摩擦。专业人才从最初利益分配欠缺公正下的不满情绪，转变到了面对既成利益格局的绝望心态，早期的愤怒、跳槽等全力避让的方式，到今天已转变为消极的认同，力争在“赢家通吃”的格局中获得有利位置。

　　“行政化倾向对于科研人员的研究、人才的成长确实形成了体制障碍，已经到了让人无奈的程度。”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认为，“到底什么是行政化？它的具体指向是什么？是不是人才不需要管理？”吴江说，行政化的问题从宏观上来说是政府的行政，微观上则是一个单位具体的管理模式，而政府的行政是根源。以科研领域为例，科研需要立项，首先要解决资金投入的问题，在中国，很多项目都是国家立项，而西方国家一般都是由基金会来操作。“既然是国家立项，政府就要保证资金的安全、质量和有效性，能不能做、由谁来做，政府都需要考虑，然后由政府部门进行申报。”吴江表示，在立项过程中，管理部门确实具有生杀大权，而在国外，通常由脱离政府的专业委员会来对项目进行评估。

　　国家通过行政等级标准，确定了包括科学领域在内的各领域的社会等级，从而将社会的各个领域都纳入了国家官僚体系，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话语权。大学被分为副部级、正厅级，科研机构被分为厅级、处级。科研项目的申请与科研成果的评价等往往受到科学家职位高低的影响，这种科研对行政的依附性管理使政府对科学具有相当大的支配权力。

　　“政府不该管的，就应该下放，政府现在直接管的太多了。比如评职称，现在很多职称还是由政府来评，政府怎么能评价一个科研人员呢？”吴江说。

　　始于1990年的职称考试被看作是行政权力掌控人才标准的突出反映。专业技术人员要想成为国家承认的“人才”，就必须跨进这第一道门槛。“谁是人才，谁不是人才，用人主体自己会衡量，而职称评定却是由国家来确定。”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丁大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在人力资源市场化的今天，用人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国家。国家要做的是控制职业准入资格，比如会计、律师等等，但入职以后，国家完全没有必要再插手。

　　吴江认为，政府就应该转变职能，下放管理权限，让单位有更多的用人权。他表示，虽然我们现在在这方面进行改革，很多项目由专家来进行评审。但从长远来看，无论是从立项还是资金分配上，都应该减少完全的行政操作行为，让行政权力和专业领域各归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