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实施中国“安乐死”第一案的医生蒲连升

　　自从1992年二审宣判无罪后，在汉中没有人再和蒲连升谈安乐死。但15年后蒲连升似乎又开始希望人们记住那件著名的案子和他本人，于是在不同的场合，蒲连升都喜欢问一问对方：“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蒲连升，做过安乐死的。”但得到的大多是漠然的回应。

　　蒲连升准备为自己写一个20万字以上的小说，叙说安乐死和自己的故事。1992年以后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为自己的小说准备材料，在诊所的抽屉里锁着4本厚厚的文件袋，封面上还有一个他自己画的螃蟹，里面是蒲连升从1986年开始收集的有关安乐死、有关自己案子的报道和资料，每一本都分门别类地整理好。

　　在一审结束后以及赔偿法颁布之后，蒲连升两次提出赔偿，并索赔18万元，但是最终都不了了之。对于钱的需求成为案件结束以后蒲连升最大的压力，他甚至在中医院的办公室卖过拖鞋、凉鞋、衣服。

　　蒲连升带着幸福的微笑向我们宣布：“我自己死的时候就要做安乐死，谁都不告诉，我给别人执行安乐死，自己不做，那不是打自己嘴巴嘛！安乐死是一种幸福的死、快乐的死，虽然现在来说不是合法的死。”

　　■当年主审中国“安乐死”第一案的庭长李永昌

　　安乐死的案子是汉中市法院多年来最为重要的案件，案卷李永昌一直精心地保存着，足足有8本，是汉中法院案卷中最多最长的一个。“那是一个新类型的案件，难在国家也没有相关的法律。”当时法院内部产生了重大分歧，大部分人支持有罪，而包括李永昌在内的一小部分人则认为无罪。李永昌记得当时的检察长说过一句“可能少数人坚持的才是正确的”。

　　李永昌对于蒲连升至今都没有太好的印象，他毫不隐讳地说：“从开始到现在，我一直都觉得他就是个好冲动不用脑子的人，他的思维和做法与正常人不一样。但我在审理的时候没有对他有偏见，因为法律就是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