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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言人风格大不同：名嘴vs一言不发

王勇平：因动车事故中发言不慎去职，履新波兰


王勇平:不想再和媒体打交道。
　　 7-23温州动车事故发布会，王勇平一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成了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公众的不满情绪，被一股脑地倾泻在了他的身上。事后王勇平被停职，有人戏称，铁道部掩埋高铁车厢后的又一壮举，“掩埋王勇平”。2011年8月，王勇平被派往波兰工作，他在赴波兰前最后一次与国内媒体短暂交流时说：“不想再和媒体接触了，只想过安定的生活。”[详细]

王旭明：能够在这个位置上干5年，已经是奇迹


王旭明离开发言人职位令人惋惜 。
　　 2008年7月，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5年的王旭明离任，赴任语文出版社社长。在记者面前，王旭明并不掩饰他对新闻发言人这个舞台的眷恋。对于自己失去的舞台，他只说了四个字：“欲哭无泪。”在他离职的消息被披露后，有记者在称他的离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有评价说：“他能够在这个位置上干5年，已经是奇迹了。”[详细]

武和平：激情“剑客”谢幕


武和平：发言人是被记者"炼"出来的。
　　 2012年4月底，61岁的公安部宣传局局长、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正式退休。至此，被称为新闻发布领域的“三剑客”（武和平、王旭明、毛群安）全部离开了新闻发言人岗位。武和平任新闻发言人期间，引起的争议很小，没有像王旭明、王勇平那样自己成为新闻人物。但王旭明对记者说，武和平是他最喜欢的新闻发言人之一，因为他“语言丰富，逻辑缜密，表里一致”。[详细]

发言人工作表现与升迁无必然联系

韩江平：接任王勇平后未开一场发布会：2011年8月，铁道部宣布了新的人事任免令，哈尔滨铁路局书记韩江平调离原岗位，担任铁道部宣传部部长，这也是王勇平原先的岗位。但韩江平上任之后，至今还没有开过一次发布会，连春运也没有在媒体上露面。[详细]
　　首批新闻发言人中16人“一言未发”：据统计，首批75人在任发言人期间“一言未发”共有16人。统计称，第一批新闻发言人中有19位从不发言，还有的发言很少，但不乏擢升者。以2004年公布的75名发言人为例，已有将近30人获升迁，至少15人升至副部级。但从公开报道看，这些获得升迁的干部中，也有人在担任发言人期间“一言未发”的，没有以发言人身份主持过发布会接受采访，如原南水北调办综合司司长蒋旭光已经升为南水北调办副主任，港澳办联络司四张华健已经升任港澳办副主任等。[详细]
　　新闻发言人多是兼任，擢升与是否发言关系不大：分析称，这些新闻发言人都是兼职，另外有自己的工作主项，所以实际上擢升与否同新闻发言人工作直接关联不大。这也说明，新闻发言人工作的好坏，并没有作为其政绩的考评指标。因此，新闻发言人发言与否成为一个自选动作，而官场上言多必失的潜规则制约了很多新闻发言人张嘴说话。[详细]

当下新闻发言人遭遇的尴尬是制度的尴尬

“非典”成为新闻发言人成长契机


非典促生了中国发言人制度。
　　“后非典时代”才建立了中国的现代新闻发言人制度。资料显示，从2003年4月初到6月24日疫情解除，卫生部连续举办了67次新闻发布会，是举办发布会最密集的时期。“非典”事件中的“苦头”、“甜头”尝遍之后，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也应运而生。2003年国新办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非典”对于各部门加快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完善，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详细]

敢发言的发言人遭遇的挫折也较多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称，在经历了近期几次事件后，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俨然已成为一个“高危职业”。面对公信力不断下降的政府，新闻发言人的难度被大大提高，“说了也不信，不说也不行”的现象屡屡发生。[详细]

“名嘴”继任者大多谨言慎行，遵循“少说为佳，不说为最佳”


面对记者能侃侃而谈的发言人不多。
　　相对于几大“名嘴”在任期间的主动、高调，他们的继任者越来越低调，发言也越来越少。“豪放”“大炮”王旭明的继任者续梅给人的印象是谨慎、中规中矩。卫生部毛群安接任者宋树立、国家林业局曹清尧的接任者程红、环保部潘岳的接任者陶德田等人都以非常低调的姿态登场。[详细]
　　一位曾在省级部门当过新闻发言人的干部告诉记者：当新闻发言人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不接受采访是失职，但接受采访，说得合领导意是应该的，说得不合领导意，那就全是错了。”还有一位新闻发言人说：“希望我这个新闻发言人更多的是摆设，一年说不上几句话。”[详细]

发言人总数在增加，部分部门在减少

国务院所属部门的发言人总数在增加，比2004年增加了35人，达到了110人。且平均每个单位的发言人人数也有所上升，2004年62各单位共设75名发言人，平均1.21人，今年公布的75各单位共设110人，平均1.46人。
　　平均数上升是因为有15各单位增加了发言人人数，分为增加1到3人不等。增加发言人人数的单位都是近几年面对媒体事务比较多的部门。增幅较大的外交部因为增加了发布会的频率，发言人由2个增加到4个，经历了汶川和玉树地震后，中国地震局的发言人人数也由1个增加到了3个。在安全事故多发的2004年，安监局升格为安监总局，发言人由1个增加到3个。另外，还有3个部门减少了发言人人数，分别是质检总局、国统局和药监局，都是由2人减少到1人。[详细]

王旭明：发言人是个苦差事，当下的尴尬是制度的尴尬


中国新闻发言人只是领导传话筒。
　　王旭明认为，发言人出错是正常的，但现在对发言人的要求是只能说对，不能说错。一出错就拿发言人是问，让很多发言人宁可不说也不愿出错。作为曾经的发言人，王旭明认为当下在中国当发言人是个苦差事，最苦的是精神之苦，要根据领导的意思去说，想抓住时机该说的时候领导不让说，过了时机领导又让说。过了时机再说可能就会引起一些麻烦，出了麻烦领导又让发言人去“灭火”。“当下中国新闻发言人面临的尴尬是制度的尴尬。”王旭明说。[详细]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闻发言人？

武和平：百分之八十的事，都要向公众公开


诙谐中化解危机，是白宫发言人的绝活。
　　2005年的一个夏天，武和平和公安部一位领导面对面坐着，部领导突然问道：“发言人先生，你认为公安部的信息对外可以讲几分？”“二八开吧！”武和平几乎不假思索。部领导略显惊讶，再问：“比例倒还清楚，哪二哪八呢？”武和平再次脱口而出：“当然是说二保八，该保密的打死也不能说。”这位部领导陡然打断了武和平：“我告诉你，公安部包括全国公安机关，百分之八十的事情都要向公众公开。”武和平回忆说，这一场谈话，决定了公安部发言人的基调。[详细]

新闻发言人不是领导的雨伞

最近这些年，从上到下，包括县乡政府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政府的一些部门也设了新闻发言人，名曰“加强信息沟通”，实则在为遇到问题主要领导玩“隐身”提供方便，新闻发言人似乎成了为领导遮风避雨的工具、挡箭的盾牌。或许应该制定这样的规定：新闻发言人只发布正常工作信息，遇到重大事故，主要领导必须出席发布会，直接回答问题，不得由新闻发言人代替。[详细]

新闻发言人应该是搭桥的人


滚瓜烂熟的外交辞令让发言人丢分。
　　“在很多人眼里，新闻发言人是个官员，但我认为新闻发言人更应该是个搭桥的人，桥的一边是政府和制定各项政策的行政部门，桥的另外一边是公众，桥上走的应该是媒体。”王旭明说，“桥的旁边还有公路铁路，搭桥人如果功夫高，就能把人吸引到桥上来，并通过媒体把桥两头的声音都传达出去。”王旭明觉得自己能够胜任而且能够把搭桥人的工作干得很漂亮。[详细]

不能只关注发言人，不关注发言人制度

毛群安觉得，人们将视角过多地集中在了新闻发言人个人的得失上，而忽视了背后的制度问题。毛群安认为，目前政府的运行机制和公众、媒体的要求间，差距比较大。发言人在其中操作起来就很为难。不解决制度问题，只看发言人个人的技巧比较片面。复旦大学传播学教授张志安认为，最该反思的是新闻发言人制度。他在微博中说，如果系统自身出了大漏洞，单靠新闻发布这块小铁片，如何能补？过多强调新闻发言人的“会不会说”，实际上“能不能说”更加重要，一把手决策比发言人更关键；信息公开制度缺乏保障，新闻发布本质上是政治口红。[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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