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在两会上说：中国农业仍是“靠天吃饭”，农业因灾损失严重。两会刚过，他的话就一语成戳。西南五省的大旱让人绝望，似乎除了等待下雨，人们束手无策。这些年我国大型的水利工程很多，开发利用大江大河热火朝天，但在攸关粮食安全的农村水利建设方面，却出现如此尴尬，于是疑问袭来：中国的水利工程究竟怎么了？ [新闻观察：极端天气致灾害增加 罕见旱灾凸显水利欠账]
农村水利建设：从全国热潮到重回靠天吃饭
水利不但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国家的命脉
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千年农业史，就是一部靠天吃饭、受大自然摆布的历史。建国之初的农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1950年，根据“蓄泄兼筹、以达根治”的方针，国家作出了加固和修筑堤防、疏导泄洪河道，并修建水库和拦河大坝的决定，以增强蓄洪和灌溉能力。以治淮工程为起点，新中国在治理江河洪水、兴修水利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建国初期，国家领导人就认识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一是可以抗旱，二是可以防洪排涝，三是可以改良低洼易涝的盐碱地；并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名言。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先后建成了8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库，不仅洪水泛滥的历史基本结束，而且变水害为水利，基本消灭了大面积的干旱现象，扭转了几千年来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详细]
60-70年代，在农闲时，大部分的农村劳动力都被动员起来修建沟塘渠堰，这些在农村村边周围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生产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只可惜三十多年来我国一直在吃那时的老本。80年代后，国家对农民最重要的沟塘渠堰却被忽视。这么多年下来，许多乡村的贮水设施都已被注淤平了，起不到贮水的作用了。[详细]
广大农村曾经水质清澈、维护良好的水塘与灌溉系统，由于无人组织，单户农民也无力修整河塘与灌溉系统，因此年久失修而积满淤泥，成为臭水沟或者完全干涸。这些原因，导致1990年代以来有效灌溉面积不断减少、成灾率不断上升、抗旱和抗洪能力不断下降，全国大面积的耕地重新回到靠天吃饭的历史，一旦碰到干旱，则无能为力。[详细]
面对今次大旱灾，贵州省遵义市水利局副局长李书江就无奈地表示，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修建的大量的小山塘、小水库年久失修，在干旱面前无法发挥作用。“这次缺水，是工程性的缺水”——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县长李云龙通过此次干旱，充分认识到小水窖(地面小水利)的重要性。[详细]
西南大旱让我们重新审视农村水利建设
用数据说真话
根据水利部的调查(2006年)，13个粮食主产省的350处大中型灌区，有80%的支渠、85%的斗渠和94.6%的农渠仍旧为土渠。许多灌区部分农田不能及时得到灌溉，有的灌区灌一次水需要近一个月。我国有1/3的灌区水的利用率不足35%，有1/3的灌溉面积为中低产田。
全国大型灌区骨干工程建筑物完好率不足40%，工程失效和报废的占26%，个别地区可灌面积减少50%；全国较完善灌溉设施的水浇地8亿多亩，仅占耕地总面积的45%。
农村小水利工程是怎样“消失”的？
堰塘像碟子、渠道像筛子、水库像池子、机埠像叫花子
80年代后，政府主要从城市和工业获取利益，也把水利投入的重点放在利益相关的城市防洪与大江大河工程上，与农业产出能力直接相关的农田水利建设投入少之又少，管理日渐荒疏。同时，由于市场化条件下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大、见效慢，致使政府官员追求任期政绩的激励，常常把支持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挪作他用。
改革开放以前，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主体就是集体(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其责任是明确的。实行联产承包制后，多数地区集体经济退出和瓦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主体缺位和消失，1980年代后期，水利建设出现明显的滑坡。1990年代，国务院出台“两工”政策，政府和基层可以据此组织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暂时掩盖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详细]
2002年，国务院取消了“两工”制度，这对过去依赖于“两工”来维护的基层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随着传统农区小农经济全面恢复，农民个体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维护投人与自己的预期收人的不确定性预期相关度提高，农民在维护中存在搭便车和机会主义倾向明显，维护投人明显不足，降低了水利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灌溉效率低下。[详细]
历史词汇：“两工”
“两工”就是农民在农闲时出“义务工”与“积累工”。农村与防旱防涝密切相关的村边沟、塘、渠、堰等，过去都是由“两工”在发挥作用。农闲时由本村农民投工投劳进行维护，雨季来临时就可以让沟塘贮水，渠道排水，干旱时则可抽水浇灌。这样一个维系村庄农田水利建设的制度一直稳定运行了很多年，功勋卓著，对缺乏国家与政府投入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维护与完善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水利系统维护的突出困难是，支渠以下是否还有一个合格的维护单位及必要的维护资金。税费改革前，因为统筹共同生产费，乡村组织充当了这一角色。税费改革后，共同生产费被明令取消，乡村组织退出了这一角色，从而导致了全国许多农村地区农田水利系统的瓦解。总之，国家基本撤出了农田水利建设领域。[详细]
农业的比较效益越来越低，农业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小，间接影响到农田水利的投入。近几年国际粮价屡创新高，发达国家的农民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而中国的粮食价格由于远远低于国际粮价，而无缘分享粮价上涨增加的收益，加之补贴远低于发达国家，国内农民的处境可想而知。在种粮收益不大的情况下，农民们自然不会把增收寄望于农田水利建设。[详细]
“沟塘渠堰”怎么才能回来？
国家调整水利建设方向已迫在眉睫
实际上这些年我国的水利投资不可谓不低，每年有1千多亿的水利建设资金。但遗憾的是，农水在整个水利建设中一直不被重视。如果能够从上千亿的水利资金中拔出600亿专门用于粮食主产区的沟塘渠堰建设，既可以增加1000万的农民就业岗位，又可以进行“贮水于民”的工作，既能提供就业岗位，又能使国家未来粮食安全有了长久保障，也不致于屡屡抗旱了。
不能再把钱都投在大江大河的建设上来了，轮也该轮到对农民最关心，也对粮食安全最重要的农村村头的沟塘渠堰建设了。这次的干旱已经对水利部门的投资方向说不了，再不修，还会有更大的惩罚。不能再只盯着大工程大项目了，那些是面子工程，不解农民浇灌的渴。而农民的渴才是国家的渴，因为粮食安全一旦出点差别，真是吃不了要兜着走的。[详细]
云南网友：水库病险年年提，就是没有下文，水库的职工几年拿不到工资也没有人管，有门道的有技能的人根本不来，因为存在安全隐患，很多水库不得不空库渡汛……
贵州网友：痛心的是那些昂贵的钢管至今依旧放在那里晒太阳，一根钢管至少以得一千多块吧（浪费人力物力），这就是我们的饮水工程。
为了彻底解决“少雨就旱，多雨就涝”的恶性局面，建议国家拔出专门进行经费建小农水，让那些村庄的农民在农闲时进行修建贮水用水的沟塘渠堰。比如一个100人的村庄，给他2万元修改资金，以工代赈，让他们把自己村庄的贮水设施都修建好。这些资金投入可以用很多劳动力，因为这是为农民自己服务的，估计农民们都会很高兴，可以用少量的资金与更多的人力。
县镇和农村今天面临的是，基层政权和管理体系的松弛与瓦解，而历来中国农村的水利组织、管理是与基层社会管理、基层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脱离了基层政权，脱离基层社会组织去谈水体制的改革，就变成一个无根基的纯技术的问题。在目前中国的实情下，脱离政权和基层社会管理纽带，就没有真正的改革，也很难有农民自组织的水利。[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