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香港及欧美国家，有“社会服务令”和“守行为”，当行为人的违法不太严重，不是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可以判其在社会福利机构提供无偿的服务或者在一定时期内对其行为进行管束来完成对其的改造。因此，“行善代刑”突出人文化、理性化方式，把德刑结合起来，是刑罚向人性主义回归的具体体现，完全符合现代法治的发展方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刑事诉讼是一项成本高昂的国家追诉活动，刑事案件的侦查、控诉、审判和执行，作为一个刑事司法流程是统一的整体。通过“行善代刑”，达到部分案件不起诉、不关押，从而分流轻罪案件，使这部分案件不经过审判程序即告终结，大大减轻了法院等司法机关的工作压力，缓解了案件量大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详细]

　　注重惩罚犯罪，就是对犯罪分子实施一对一的打击，这种理念是建立在“报应刑论”、“以暴制暴”思想上的，具有一定局限性，将刑事审判仅仅看做对犯罪分子实施报应性处罚的工具，这在控制犯罪、杜绝犯罪、保护国家、集体、群众权益上必定具有滞后性，尽管能起到警示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但实质上仍是消极的阶级统治手段，作用有限。

　　不同人有不同的揣测：无意犯罪者大概可以庆幸为赎罪找到了“缓冲期”；小偷小摸者也可能为恣意放肆找到了庇护，只求在“考察期”内蒙混过关。在现行的司法体制下如何界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对象和范围。无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合理的标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执法不严、执法不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