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年轻人也开始做起了看似和自己无关的事

　　中国有句古话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似乎成了很多年轻人奉行的信条，很多人说现实的社会很冷漠，以为人们都太过自私；就在这个时候，举牌哥为了“广州地铁能放弃对1号线车站的翻新工程”到处找人签字，“鲨鱼妹”看过猎杀海豚的纪录片《海豚湾》后，很想为保护海豚做点事。就是这么一个念头，让邓茜元花费两个月的所有周末时间，制作呼吁保护鲨鱼的手抄海报。继而，便有了“鲨鱼妹”独自在学校附近举牌宣告“鲨SOS”这一幕。一群“80后年轻人”走上前台——他们关注广州旧城改造的问题，更利用网络公共平台，自发组成一个“广州旧城关注小组”。他们说：“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再不能仅仅是拍照记录了，我们要感染和带动更多人关注这个城市和它的变迁。”这些事情其实和他们本身可能没有什么关系，在一些人的眼中他们做的事情看起来很傻，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有了参与意识，这一点真的是难能可贵的。

举牌哥的行为显示个体少年的脆弱地位

　　这一次举牌哥能够造成广泛的反响，自是得到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但是在此个人意识、参与意识抬头之际，也需要看到作为个体的少年在这次事件里的脆弱地位。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会视之为幼稚，如果不是媒体与专家的跟进，则陈同学根本不入他们的法眼。更多的伤害是来自无所不在的犬儒们，这也导致了一些人得以闷声发大财，而一般市民只能闷声哑忍。

大环境下的年轻人都在做什么

　　诸如“举牌哥”，“鲨鱼妹”等人，充其量也是年轻人中的少数派，他们的举动无论如何雄壮，也只算是零星的事件。尤其在现时，青少年的精力都极大地耗费在学业之上，我们被书本教化得一些都因循守旧，按照既定的道路走本来应该充满叛逆精神的青少年，如果不是要兼顾学业而无暇顾及更广阔的天地，就是无心向学者通常搞错了反叛的标的，他们受制于家长与学校，于是把逆向而行，专干令师长头痛的事作为反叛的目的所在。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里把少年无限美化成为扭转国运的一股清新势力，却也暂时无视了多数的少年始终会步入成规之内，成为酱缸里的另一分子。

我们需要这样的权利意识与参与意识

　　一代有一代的生活，一代有一代的光彩。“80后”、“90后”如此迅速成长，进而挑战传统势力，当然应该归功于这个科技、资讯飞速进步的时代。当长辈们习惯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砥砺自己，又常以一种犬儒哲学贯彻于行动之中，希图人生谋得最大实利的时候，他们在少年时代就已能通过网络“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并已善于利用网络表达自己的意见。重要的是，传统意味着财富也意味着包袱，纷扰的历史让长辈们纠缠不已，而作为新的一代，他们几乎没有观念束缚。在历史宣告终结之际，他们在新的起点上出发，是否会有崭新的未来虽然还有待验证，但这至少是一条新的道路，而新的道路里必然蕴藏着生机。

文明社会呼吁他们这样的“新生代公民”

　　 一个社会要进步，光靠政府所谓的“先进性”的作为，显然是不够的。即使政府努力想把一切都做好，但仍然有制度、措施外的因素，使得这些“人心、人性的恶”有漏洞可钻、难以杜绝。为什么会这样？除了政府应当做到而未必完全做到的原因，还有一个至关重要、普遍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原因：我们的公民，并没有像一个真正的公民那样，维护自身的权利，履行自身的义务。作为一个公民，如果我们时刻、处处都能捍卫自身的权利，并自觉履行自身的义务，那么，社会中绝大多数的“恶”——比如在全国超市“潜规则”而生存了数年之久的“染色馒头”，什么不合格的服装屡次上榜——将无法在公民的汪洋大海中藏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