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政策也是有寿命的，要符合时代需求和社会土壤，野蛮标语走了，计生政策是否也该得到重新审视呢？计生是否适合继续作为国策，不是计生部门说了算的，也不是某个领导人说了算的，而是需要专家学者充分研究论证的，是需要全国人大公开讨论和表决的，这样才能防止国策取向被部门利益绑架，被领导人喜好左右。[详细]

强横计生标语早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

　　从上世纪70年代-1993年：强制计生，充满暴力血腥气息
　　出身农村或到过农村的人，对野蛮的计生标语都不陌生。湖南某地的“超生就扎！”，好一个干脆决绝的极左口号。但比起云南楚雄某农村的“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就算不了什么了。
　　江苏农村多处可见：“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在四川更有邪门的，叫做：“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1993年-2002年：强调孩子“经济价值”
　　北京某远郊区：“少生孩子多种树，少生孩子多养猪！。” 在山西看到的版本是：“山区人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 最绝的是东三省版本：“农村想不穷，少生孩子养狗熊。”
　　湖南某乡政府：“结贫穷的扎，上致富的环。”　湖北某火葬场门口：“经济搞上去，人口降下来。”
　　2003年开始至今：计生工作服务转型，不良计生标语渐渐失去社会生存土壤
　　“关爱女孩就是关爱民族的未来” ，这是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呼唤；“独生子女双女户，人到60有补助”，这是政府对计生家庭的养老保障；　　“流动人口走四方，计生服务暖心房”， 这是流动人口计生服务“一盘棋”建设的任务；　“有病治愈再怀孕，戒烟戒酒利优生”，这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迫切心情。[详细]

不良标语伤害群众感情，缺乏人本思想

　　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内容。标语口号过多且质量较差，影响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一些地方甚至依据“土政策”，制作出台一些约束群众的标语口号，使人民群众对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法规产生误解。 冷漠强硬，缺乏人文关怀和以人为本思想。禁止性的多，倡导性的少；管理性的多，服务性的少；宣传公民实行计划生育义务的多，宣传公民权益的少；冷漠强硬的多，温馨可亲的少。[详细]

　　孔子说“君子之德”是风，“小人之德”是草，草随风倒。孟子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这种自上而下的传播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模式。这大概是中国流行“始皇树碑”式标语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缘。[详细]

　　事实上，清除不良标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只要那种高高在上、漠视公民权利、极度自我膨胀的不良执政文化还存在，就会不断有新的标语沦为不良。在这种情况下，标语的审查和定时更新就成为必要。 也许，不能将所有的标语都清理殆尽，但是，那些凶狠而背离法治精神、公序良俗的标语理应被早日扫入垃圾箱，最关键的是应破除标语崇拜。[详细]

标语的基层异化直接关系到政府与民众的关系

　　标语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手段，但它的传播具有重复性、直观性和强迫性，常被用来表达政治动向、意志和号召。政治标语可以被看作是政府对民众说的话，而说什么话，怎么说，直接关系到政府与民众的关系。
　　绝大多数不良标语出自农村和城市基层单位。标语的基层异化现象表明，中国基层政策执行者的素质需要提高。否则，好政策一到具体的执行层面，就会被“歪嘴和尚”们念歪了。在农村，人们对标语已经产生了本能的反感和抵触 近些年，随着农民不断涌进城市，眼界与日俱宽，以前在家乡习以为常的不良标语越琢磨越不对劲，这才会生出柯桥民工关于标语的议论。

不终结“精神主义”政绩论，清理标语是虚妄之谈

　　一是惰政思维，希望标语一出就能达到上可传达中央政策、下可百姓接受的目标，因此在炮制标语时故意注入恫吓之气，以期“不战而屈人之兵”。
　　曾经有媒体调查过标语口号的铺张浪费、劳民伤财，揭示这也是一种政绩工程，层层摊派，你追我赶。比如因“造字”甚于“造林”而出名的湖北郧西县，在山上造标语口号数千条，其中“封禁治理，美化汉江”8个大字长达两公里，跨越三座山，用水泥、石头砌成，共投入2500个劳力，做了3个月，耗资巨大。这些字不“封”不“禁”，本身就造成了山林毁坏和水土流失。
　　二是不得不如此。在有些地方，宣传标语的多少甚至成为政绩考核标准之一。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说，“如果一个精神下来，或者开展某项工作之前，口号和标语的宣传程度是有规定的，下级单位要按照规定完成任务。”（见法制日报）所谓的“没有标语，就意味着工作不认真，不负责”，不是虚妄之谈，一些基层官员深有体会，不得不迷恋标语。[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