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英雄口述历史：那是一个非理性的时代

1968年10月，18岁的张铁生初中毕业插队落户，凭借一向突出的表现，他很快当上了生产队小队长，随即赢得了1973年参加大学招生文化考试的机会。这是继1966年全国所有高校停止招生之后、“文革”十年动乱中唯一的一次高考，张铁生的命运从此改变了。

在最后一场理化考试中，整张试卷题他只会做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或许是出于无奈，或许是年轻气盛，张铁生在试卷后面写了一封措辞坚定的信。信中，他诉说了“受到自己为贫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谴责”，“不忍心放弃生产”而复习，“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看到这封信的不仅有阅卷的老师。这封“白卷”上的信，最终辗转被时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委员、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得知。随后，按照毛远新的指示，《辽宁日报》7月19日全文转载了删改过的“张铁生之信”，并称这是“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人民日报》迅速跟进，将事情定性为阶级路线斗争，以此批判1973年的大学招生制度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而最“发人深省”的，就是“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要有反潮流的精神，都要坚持反潮流的斗争。”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如此表态。

也就在这一年，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1975年，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江青、王洪文亲自接见了他，同年8月，张铁生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

仅仅一年之后，一切就变了。

1976年11月18日，《山西日报》发表《二月里的反革命噪音》的文章，拉开了揭批的序幕。《人民日报》又一次迅速跟进，调查揭露了“四人帮”制造这个“反潮流典型”的经过及用心。1977年9月中共中央37号文件得出结论说：“大量的确凿的事实证明，张铁生是一个死心塌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这一切，张铁生自己甚至早有预言，1975年12月 ：“现在我在政治舞台上讲演，很可能有一天把我推到历史审判台上批判，这是我早就考虑到了的。”仿佛应验了一般，1983年3月，锦州市中级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审判张铁生反革命案件。

在当年名噪天下的“反潮流”知青典型中，张铁生是受惩处最严厉的一个。他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刑期。1991年刑满出狱。时值41岁的他对世间的巨大变化恍若隔世。最初想依靠有关部门分配“端个铁饭碗”，奔波数月劳而无功。想开个体医疗门诊，又苦于没有职称。最终才在一家饲料公司寻到办公室主任一职，终日忙于工作。

在妻子和朋友的帮助下，他决心要“重新踩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1995年，张铁生和另外三人在沈阳成立了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是，才有了大家所看到的今天。

如今，62岁的张铁生与女儿一起定居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市，已经不再参与禾丰牧业日常业务。十年前，他曾对媒体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太平常了，和我的同学朋友比，我没有一个方面是出色的。这些年拼命干事业，绝不是在努力向世人证明什么，只是想过普通人的日子。”

他的话再一次应验了。 [详细]

同为“反潮流英雄”，黄帅“成名”时只有12岁。

1973年，黄帅还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只因在日记中写道，“希望你（老师）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而被老师号召同学，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都“和她划清界限”。

她仿效当年流行的方式，写信去报社求助，希望能够得到“更高一层”的调解和帮助。没想到得到了这样的批复：“这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按照“指示”，报社把黄帅的日记作了摘编并公开发表。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称：“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生动地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几天之内，这位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全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有的地方还树立了“黄帅式”反潮流人物。

后来的日子，黄帅做过报告，老师帮她写过稿子，上过新闻简报，参加过国宴……凡是沾边的人都说黄帅是他们培养的“反潮流英雄”，有一些人还为此升了官。而当几位工人写信给黄帅，要她“好好想想把你捧红的人都是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拿小学生做文章？为什么借题发挥？”之后，一篇名为《黄帅致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的文章很快见诸报端。

直到1978年6月，《人民日报》登载《揭穿一个政治骗局》一文，才将四人帮如何参与黄帅事件的真相揭露出来。

“太悲哀了，人性太悲哀了！”四人帮粉碎之后，曾经过去推崇她，抬举她的人，批她的口号喊的最响，全部责任一古脑推到了她从事科学工作的父母身上。爸爸被逮捕，投入监狱，同时被开除党籍、公职。妈妈精神不支，加上严重贫血，很长一段时间，16岁的黄帅成了家庭的支撑，带着9岁的妹妹和病重的妈妈生活。

由于年纪还小，黄帅并没有像其他“反潮流英雄”那样受到刑事处分。1979年，她在全家“不读文科”的坚持下考取了北京工业大学。

“我是一个被时代划伤的人。”在黄帅的回忆中，年轻时代的自己，无心打扮，无空玩耍，小小年纪就学会了“自觉沉重”。

她至今仍然清晰的记得，在大学期间，有一次妈妈发现她仍在写日记，惊恐得当即跪在地上，恳求她把日记烧掉，永远不要再写文章。“长大以后，我一直惧怕记者，怕他们编故事，怕他们把简简单单的事情描绘得五彩缤纷的，让世人都花了眼。”

“那是一个非理性的时代。那是一代人的痛苦，是整个时代的痛苦。” [详细]

2004年的冬天，73岁的李庆霖在福建的老屋中默默的去世了。

和那个时代涌现出的大多数“英雄人物”不同，直到生命的最后，李庆霖依旧以一种“非常朴素的思想感情，理解着伟人毛泽东，并至死不渝地热爱着”。

1957年，在福建一所中学担任校长的李庆霖被划为右派，12年后，大儿子初中毕业下乡到农村，没有口粮没有分红，生病请假也没人管，身为父亲的他倍感无奈，只好冒险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我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四个月之后，竟然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信的内容只有如下两行字：“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自由、幸福。毛泽东。”

正是这一封信，彻底改变了李庆霖的生活。

随后，和大多数“英雄人物”相同，福建省委对这位乡村老师的安排立即“青云直上”，在县、地、省各级知青办或教育部门都安排了领导职务；他本人也于1973年7月写了入党申请书，很快入了党；1974年又被安排为全国四届人大代表。

1973年11月，李庆霖甚至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谈反潮流》一文，以“反潮流”英雄自居，并表露出他不怕“身败名裂”，要用“反潮流”来“名扬千古，流芳百世”。

然而，他最终没能“名扬千古”。短短3年之后，李庆霖就从人生的顶点跌落下来。1976年，“四人帮”粉碎当年李庆霖便被隔离审查；1979年，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81年1月，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对“四人帮”审理判刑的消息后不久，狱中的李庆霖给时任福建省第一书记廖志高来信提出：“姚文元只判了有期徒刑20年，我的罪行同姚相比，无论是性质的严重性和影响范围都小得多，因此对被判无期徒刑想不通，要求从轻处理。”

而自从李庆霖被隔离审查后，其妻张秀珍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他的家被翻箱倒柜，所有文件、材料、笔记本都被搜走。1994年，当他回到福建老家时，只能和老伴靠县民政局210元的生活救济费勉强度日。

根据狱中负责管教李庆霖的教官回忆，即便是在狱中，李庆霖对毛泽东仍旧怀有极深的情感。在他的房间中，挂着一幅主席像。画像两边贴着自己用漂亮的楷书写的对联。

上联是。敬尊主席心永不变。下联是：坚信大方向志难移。 [详细]

文革结束近40年。今天，张铁生再一次“被”顶着“白卷英雄”的标签，上演着一出“闷声发大财”的大戏。从政治泥潭中艰难脱身的张铁生，恰好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

2003年，张铁生曾起诉一家杂志社，称该杂志刊发的一篇题为《昔日“白卷英雄”张铁生成“千万富翁”》的文章“严重失实”。十年过去，“千万富翁”变成了“亿万富豪”，而张铁生却早已置身事外。

多少年来，人们不断的追问这些“英雄”，对文革有没有反思和忏悔。而更多的人，不论是“整人者”、“挨整者”，还是“即整过人也挨过整”的大多数，只要经历过那段非常时期，大多对往事讳莫如深，绝口不再提当年种种。所谓的“历史责任”，更是无从追寻。

就像是一道无处诉说伤口，横亘在无数人的心上。

不论是“投机”，还是“被迫”，所谓的“英雄”不过都是恰好“迎合”或者“被迎合”了一个时代。而如此被一个疯狂的时代“塑造”出来的“英雄”，有怎样的意义可言，又经得起多长时间的“崇拜”呢？

唯一剩下的，只有伤害罢了。[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