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棘手的案件。棘手的案件，或者诞生伟大的法官，或者创造恶劣的先例。我希望这个棘手的案件能够诞生一个乃至一群伟大的法官。”

　　3月26日，在案发将近10周年之际，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在被防暴警察围得铁桶一般的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宣判被告人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处朱彦强无期徒刑，4人均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至此，这起历时10年，由同一法院，以同一理由、同一事实，对同一被告人先后4次判处死刑的抢劫杀人案，终于落下终审大幕。

　　在对本案马拉松式的审判期间，一审法院先后作出4次判决。与这4份判决书每次只有两千来字的“短小精悍”相比，河北高院刚刚下达的终审判决书却是洋洋万言。不过，河北高院曾在发回重审的提纲中向承德中院提出的20多个问题，终审判决书并未回答。

　　两个核心证据

　　有关作案凶器———刀子，既是本案指控犯罪的首要证据，也是疑点最多的证据。无论是承德市检察院的起诉书还是一审法院的4份判决书，以及终审判决，无一例外地将1994年11月2日从被告陈国清家中搜出的一把自制的单刃刀子认定为“7·30”案的凶器。

　　围绕刀子问题，先后有两份刑事技术鉴定报告：1994年7月31日，承德市公安局对送检的刀子上的血进行血型鉴定，结果刀子上的血与死者刘福军的血以及车内多处血迹均为“B”型；1994年11月4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承德市公安提交的“单刃匕首”一把、刘福军的血棉球一个进行鉴定，显示刘福军的血和单刃匕首上血的血清型(Gm23)均为阴性。

　　那么，上述两份鉴定报告中的刀子，到底是同一把刀还是两把不同的刀？如果是同一把刀，承德市公安局鉴定报告的日期是在案发第二天，且鉴定书清楚地记载，这把刀是1994年7月31日由双桥公安分局刑警队人员送来的。而这个时候，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没有出现，这把有血迹的刀子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按照鉴定人岳红在二审法庭上的证词，是把鉴定书的日期写错了，那刀子的送检日期也“不幸”写错了吗？这把刀子是不是留在案发现场的刀子？

　　有专家认为，在没有证据证明到底是同一把刀还是两把不同的刀的情况下，送公安部进行血清型检验的“单刃匕首”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人的血清型不是阴性就是阳性，以此作为定案的主要依据，意味着将有50％的人成为“犯罪嫌疑人”。

　　但是，终审判决书将两次先后以不同特征出现的刀子视为同一把刀子，并且认定这就是从陈国清家中搜出的那把刀子，是杀害司机的凶器。或许因为承德市公安局的鉴定报告存在着致命的漏洞，这个判决书没有直接引述该鉴定报告，而是笼统地说“该刀经法医鉴定”。至于为什么在既未抓获陈国清，也没有从他家中搜出刀子之前的案发次日(7月31日)就认定这是从陈国清家搜出的作案凶器，判决书没有提及。

　　1994年8月23日，承德市公安局的鉴定书记载：“承德市公安局……送来死者张明的血一部，车内提取烟头一个。”经检验：“死者张明的血为‘B’型；车内提取烟头上的唾液为‘A’型；陈国清的血为‘O’型；何国强的血为‘O’型；杨士亮的血、唾液为‘A’型”。

　　如同对刀子的鉴定一样，这时候，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均未被抓，他们的血型鉴定是从哪里来的？为了“弥补”这个重要的程序“漏洞”，鉴定人又于1996年7月25日在鉴定书下方补充“说明”：“何国强的血、杨士亮的血、唾液均为1995年2月8日检验。”

　　不过，这个据称从案发现场提取的烟头，却没有照片。

　　河北高院曾在3次发回重审的提纲中特别提出：“上述两个问题(注：指刀子和唾液)，公安机关虽有说明，但可靠程度如何？”但在终审判决书中，对这种事关罪与非罪的重要刑事技术鉴定，毫不怀疑地予以采信。( 作者: 郭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