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案的“N”个疑点

　　除了上述两个核心证据的疑问外，本案的其他证据也有疑点。

　　判决书说：“陈国清、何国强供述抢劫被害人的现金数量、BP机扣后面写有‘7248’字样、汽车钥匙数量、特征与死者刘福军之妻李玲云证实的情节相一致。”仅此一处便有多个疑问：死者是出租车司机，他一天都在外面跑车，妻子如何知道丈夫身上的现金数量？BP机扣后面的“7248”只是个技术性数字，两个被告人怎么能记住这个不起眼又毫不相干的数字呢？陈国清、何国强抢劫杀人，将汽车弃置路边，为何偏偏对汽车钥匙感兴趣，且在慌乱中能够清楚地记得钥匙的数量、特征？他们不抢车，为什么要把汽车钥匙这个毫无价值的赃物拿回家？既然有明确的线索，那么，作案用的刀子和抢来的BP机等赃物为何一个都没有找到？

　　在“7·30”案发当天，陈国清所在的锅炉厂的考勤记录、考勤员、工友等多名证人均证实，陈国清全天上班，下午6时半下班后又加班两个小时；在“8·16”案件发生时，朱彦强因头部被人打伤，到医院缝合后正在家中输液。医生谢玉环证明，她在8月16日早上8时给朱彦强输液时，朱彦强的头部包着，有外伤。

　　陈国清的出勤记录表和朱彦强的处方被公安机关先后提取，但未作为证据向法庭提出。反过来，包括二审判决在内的历次判决均认定，朱彦强在8月16日上午9时许，与其他3名被告人在本村一小卖部会合，然后乘车去市内一整天，晚上9时许作案。

　　河北高院在此前的发还提纲中指出：“从卷中材料看，朱彦强……被人打伤头部，缝合多针，在家卧床五六天，朱金贵在8月18日结婚时，朱彦强去贺喜，头上仍缠着纱布，走路不稳。根据病情，朱能否参加抢劫？且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均未供述朱彦强头上有伤、缠白纱布的情况，朱彦强输液的处方也应附卷。”

　　在终审判决中，河北高院放弃了当初的异议，以朱彦强口供中的一句话“杨大夫走后，我自己控制的开关，那天输得快，用了一个多小时就输完了”，认定朱彦强没有作案时间的理由不成立。

　　有无刑讯逼供

　　河北高院去年7月22日审理本案时，有一个令在场的许多人感动的镜头：5名法官当庭为每一个被告人验伤。这与一审法院的历次审判对此置之不理的漠然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是，这种行为并没有带来与此相符的结果———河北高院在判决书中多次引述承德市公安局和双桥分局的“说明”，以及承德市检察院起诉处和驻看守所检察室的“证明”，以此否定了刑讯逼供事实的存在。

　　问题是，4名被告人身上10年后还存在的伤痕是从哪里来的呢？二审法院在对他们验伤后，却在判决书中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认为，法官当庭查看了伤情，却没有当庭作出刑讯逼供是否成立的结论，而是把这个重要的程序问题留到了判决阶段，最后又回避了这个问题。“在这个案件中，刑讯逼供问题并没有被排除。”

　　“在本案中，当被告人在法庭上展示身体上的伤情证据后，除非控方具有强有力的证据，就应当推定存在刑讯逼供的事实。”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游伟说，“现在很多人对刑讯逼供的危害性仍然认识不足，没有意识到程序正义对于实体正义的极端重要性。”

　　由于4名被告人从第一次开庭时就全部翻供，使得本案出现了一个怪诞的现象：在两级法院的5份判决书中，使用的措辞一概是“曾供述”。但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刑讯逼供的存在，这个所谓的“曾供述”就不具有实质性意义。